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 ,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岐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 ,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被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 ,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     

唐君毅对孔子精神的解读

唐君毅一生以弘扬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为己任,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之背景下,积极参与和推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孔子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之异同,对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学之精神价值进行了理性的诠释,从而彰显了孔子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唐君毅人文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科技文明既带给了人类以诸多福利 ,也给人类太多的负面影响。科学与人文之矛盾 ,在于科学无法说明人的精神现象 ,人的主观上的“意识”、“意志自由”以及“价值体验” ,是科学的“三大芒刺” ,因此 ,科技文明要真正能够造福人类 ,必须以“仁心”主导     

论现代新儒家对《乐记》的美学诠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

<乐记>是中国儒家美学最早的理论文献之一,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牟宗三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宇宙论.唐君毅认为,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一种陶养性情的礼乐之道.徐复观则认为,它代表了儒家兼具美善的礼乐之教.三位学者不同思路的诠释对现当代儒家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因为其揭示出了<乐记>作为儒家美学生命原点的两个根本内涵:礼乐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伦理价值的体现;礼乐是情感、心灵、精神的安顿之地.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唐君毅论恶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对恶的根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首先,唐君毅以人的“自性”作为自由意志的保证,从而使得行为者能自由选择恶的行为并为之负责。其次,唐君毅拒绝了从时间和自然环境中寻找恶的做法,也不认为恶存在于人心的认识作用、能力以及人的生物本能上,因为这些都是自然属性。如果将恶的根源归于此,既取消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最后,恶的根源只能在理性上寻找,即道德主体在运用自己自由意志的过程中造成的一念陷溺,无论是自弊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还是颠倒了人的有限性与精神要求无限的关系,抑或是执着于占获,其根源都来自于一念陷溺。     

中国台湾地区哲学原理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台湾地区的哲学原理写作,主要由三个方向组成:一是跟随西方哲学原理演进而进行的研究,代表作是沈清松主编的<哲学概论>;二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主旨的士林哲学研究,代表作是邬昆如主编的<哲学概论>;三是以新儒家为主旨的哲学原理探讨,代表作是唐君毅的<哲学概论>.这三本著作在资源选取、哲学定义、内容构成、写作方式上各有不同,同时又共同形成了台湾哲学原理研究与写作的一般特点.     

论唐君毅的文学观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将中国文学分为八大类;同时,他还认为文学与历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对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作一比较,才能了解文学意识的本性;而文学意识的价值意义则体现在其真、善、美三者的结合上.他在对中西文学之比较中,虽然习惯于用本民族的文学标准去观察和评判西方文学,不免带有文学评判价值上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他的文学观却有着独到的理论创新、理性判断和审美情趣,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论唐君毅的老子道论中的“直觉说”

唐君毅先生认为老子哲学中的“道”具有六种含义,其中第二种形上道体的含义可以贯通解释其余五种含义;人是通过直觉的方式来领悟形上道体之存在的,而非信仰、理性推论等方式。袁保新教授对“直觉说”的成立基础与普遍有效性进行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灵,且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无法证成形上道体之存在。通过分析老子哲学中的“心”的双重结构、《老子》文本中所示的修道工夫与体道经验可以知道,老子在其体验中所获得的真理与洞见是对每个人开放的,所有经由致虚守静的修养工夫而具有虚极静笃之心境与存在状态的修道者,皆能够获得“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体道经验。     

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对朱熹仁学的不同诠释

与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研究不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较为重视朱熹仁学。他们围绕着朱熹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以及朱熹仁学与二程、杨时、谢良佐仁学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观点。尤其是,他们对于朱熹仁学的研究,与对朱熹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朱熹仁学当作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朱熹哲学的内涵,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