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 身体性的二律背反

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中国小说家残雪的《吕芳诗小姐》,都强调身体与精神的抗衡,并视之为人性的矛盾,但两个文本在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上具体表达的身体性,彼此又相互矛盾。《达洛卫夫人》保留了性别事实,重新建立了愉悦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抽象普遍性,建立起身体的个体性;构建了无边界、有存亡的身体结构,将身体的意义最终归于精神。其蕴含着伍尔夫视身体为手段的倾向。与此相对,《吕芳诗小姐》则取消了性别事实,重建了激情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个体性,试图建立身体的深层普遍性;建立有边界、无存亡的身体普遍结构,视身体意义为身体本身。其表明,残雪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互为正反命题的两种身体性,构成二律背反关系,体现出现代语境下身体审美化和身体生命化在差异中的并存。     

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对《空心人》的整体阐释

《空心人》的发表体现出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及新批评派的诗歌达到了成熟并趋向于完美的境界。《空心人》这首诗是艾略特发自内心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刻画了那批生活于荒芜不治的荒原上并且失却了人性的人们,从而揭示出人们不愿意说出的事。艾略特告诫他们,要记住一件事,在客观地对待别人的同时也要客观地对待自己,因为他们自己正是被填塞的空心人。     

论刘向关于“幽厉”时代的诗经学

本文论证了汉代刘向的《诗经》学。幽厉时代灾异说的提出,既是一种功戒,也是一种诗学观,或文学观。诗无通诂,即开放诗学之滥觞．以夹于厉幽中间的宣王中兴为比照,得出正变结论。说明《诗经》源于时风,且又影响于治乱。     

从《黔诗纪略》采诗看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多样,包括对文集、史乘方志、刻铸文献、口传文献、图谱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明代黔诗在该时期的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地方志局参与其中;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传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咸同时期的传播不广,诗歌留存较少,受关注度较低.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下的爱情书写——穆旦《诗八首》探析

穆旦爱情名篇《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其对爱情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深入、宁静和回归的描写,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织,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审视爱情的爱情信念。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 艺术生境探析

唐崖土司城址艺术的形制与价值蕴含,受所处生境制约影响。自然与经济生境决定了城址的选址布局与艺术物象品质;土司与朝廷、地方势力、土民等关系构成的政治生境,使城址艺术凸显强政治与据险尚武特色;土家族原生文化因子、儒家文化传布、民族民间艺术等文化生境,影响了土司的审美情趣,形塑了城址艺术的仿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