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时代特点对“初唐四杰”的影响

“初唐四杰”作为社会变革时期下层文人的代表，影响他们从事诗歌创作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选官制度由豪门垄断到寒士参预的变化；文人队伍从官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皇帝对文学的爱好和倡导三个方面，分析时代发展的特点对“四杰”步入诗坛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四杰”及其诗歌提供理论依据。     

初唐四杰诗歌中的民族情感探析

初唐四杰创作了不少与塞漠相关的作品,这些诗作反映了出身中下地主阶层的文人在当时的民族情感。杨炯、卢照邻的诗歌借咏边塞战事表达报国之志,抒写立功热情,对待其他民族的情感比较理性。骆宾王的作品抒写真实的塞漠生活体验,因为抒发情感的不同,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有相应的差别。当他情绪比较慷慨高昂时,对方民族常被施以贬义,当他在边地因思乡而情绪较低沉时,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比较平和。四杰借边塞诗抒写轻生重义为国立功的情怀,以及扬威边塞的强烈民族自信,成为后代诗人不断咏叹的主题,对盛唐诗人的同类作品产生了直接影响。     

孟子与“初唐四杰”

公元7世纪，有四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他们不算孟学史上的大人物，但同样吸吮过孟子的思想营养，体察过孟子的生命情怀，为后人留下一组朴实无华的孟学史片段。四杰之中，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公元650—6767）可能年龄最小，且英年早逝，却排名第一，成就高于其他三人。《王子安集》有两篇文章提到孟子：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文心雕龙》在初唐

初唐是《文心雕龙》历史研究的开端。这一时期对刘勰的记载、对《文心雕龙》性质的认定及对刘勰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风骨”、“比兴”、“文”、“惟务折衷”),为后代接受《文心雕龙》规定了基本走向,从而成为“龙学”的光辉起点。     

初唐四杰赋中的松韵意象及原型批评

“松”这一传统的原型母题意象大致表现为超群出众的象征、贞洁不渝的写照、坟茔青葱的代指、幽远隐逸而近乎神化仙驾。因为受隐逸思想以及志远心屈、才高位下的人生经历的影响，初唐四杰的诗赋对松韵母题原型意象进行了继承和创新，使之更加叛逆或变异，以寄寓人生曲折。     

侠义的落寞:《风尘四杰》的现实关怀

以王度庐小说<风尘四杰>的个案分析入手,探讨民国时代"侠义"作为一种传统精神范畴在现代性社会体制中所遭遇的窘境.当平民作家带着旧式知识分子的悲悯和部分接受新式思潮影响的个体自觉意识来书写落魄的侠士之时,他所指向的其实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奈感与挽歌情怀.     

李世民的审美价值观与初唐诗风的嬗变

李世民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开国君主之一。但其审美价值观却与其战斗经历及功业形成极大的反差。由于受传统文化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他在审美上崇尚优美型的价值观，缺乏阳刚之气。他仰慕南朝文化，带头创作宫体诗，致使初唐前期宫体诗泛滥诗坛。直至初唐国杰、沈宋、陈子昂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从创作上和理论上逐渐摆脱和彻底批判了盛行数百年的宫体诗风，才结束了李世民崇尚优美的价值观对诗坛的影响，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嬗递轨迹

初唐七言歌行的兴盛,正处于所谓“唐音始肇”的重要时期,即初唐的后半期——从武后控制政权起到玄宗开元初为止,大约五十年左右。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泥淖向顶峰跃起的关键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