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关注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探析城乡家庭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研究发现,多数家庭主要是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正式的社会支持给予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有效地缓解了不少压力或危机.但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     

基于劳动力转移的江西工业化与城镇化双重演进模型初探

本文运用"两产业三部门"的双重演进理论模型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揭示了江西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双重互动关系.实证分析还表明,大力扩展城镇(市)非农部门是实现江西工业化与城镇化双重演进的必要前提;而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与城乡区域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同时两全.     

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文章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过去3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文章指出，在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离基本城市化阶段越来越近，但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制度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城市化呈现两种模式——主动城市化模式和被动城市化模式，并呈现多种城市化主体，而政府和企业则是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性主体。这背后最主要的动力机制还是制度和利益，彰显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趋势：在利益机制驱使下，中国社会渐渐地形成了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分化明显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缺乏公开、公正、民主的配置机制，各个城市化主体之间的博弈大多屈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而导致各种暴力冲突、相互仇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社会运行秩序特别是支撑这些秩序的信任机制，显现出相当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文章提出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几种可能的路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轨迹、趋势和政策思考——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也是多数国家解决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分析浙江省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轨迹，结合人均GDP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业结构的规律性变化，旨在提出浙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路径选择、制度保障和政策建议。     

统筹区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有关这个问题,一方面经济理论界加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一方面,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各级部门也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方法和经验。有鉴于此,本期我们特别推出了“推进城市化专题研究”专栏,以飨读者。     

河北省玉田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查报告

河北省玉田县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逐步完善,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县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提供了有效的综合服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三产化的分析

本文提出了三产化这个与工业化、城市化并驾齐驱的概念,探讨了三产化的指标、阶段、特性和需求,分析了我国三产化的现状、演变和潜力,论述了我国三产化的调控,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三产化程度,使三产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

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分析

本文对我国城市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国际标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而我国工业化仅仅是城市化进程的短期影响因素、且相关程度较低、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