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

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士风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晚宋时期的变节之风是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诸多表现.一大批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临难脱逃,或在宋亡前投降蒙元,或在宋亡后变节仕元.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的原因,主要为穷奢极欲,志于享乐;贪恋权势,志于爵禄;理学的负面影响;而最根本原因即为晚宋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士大夫变节之风严重危害了晚宋政局,加速了南宋的覆灭,还对元朝的重吏贱儒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关帝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实质是对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忠、义、礼、节、勇”的道德规范的崇拜。它是一种被历史上统治阶级标准化了的儒家伦理规范。关帝信仰由民众自发信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内,既说明了民间信仰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     

从《御览诗》看中唐后期士风与诗风的走向

中唐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元,白针砭时弊,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已推动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他们普遍回归自我,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寻求安慰,齐梁浮靡诗风再度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论魏晋之风力

文章围绕钟嵘的“风力”批评概念,就建安、左思以及陶渊明诗歌的美学特征加以清理、分析,认为风力主要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英雄气与名士风,风力的流变反映出魏晋士风与诗风演进的大势。     

元和后期诗风之变与<御览诗>

元和后期 ,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 ,元、白针贬时弊 ,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失去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 ,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 ,他们普遍回归自我 ,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 ,寻求安慰 ,六朝诗风再次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中晚唐人重商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趋利的商人阶层历来备受轻视和贬抑。当然,相反的观点也一直存在。中晚唐时代,不少文人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反主流的商人观。李商隐及其前辈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章中就有赞商、扬商的言论,这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也印证了时代的发展和新变。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