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范仲淹对教育及学术的贡献

范仲淹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北宋王朝培养了大批经世治用的人才,开北宋一代兴学、讲学之风,对士风的转变及政治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型文化视野中的刘敞文章解读

文章在宋型文化视野中解读刘敞文章，分析宋学怀疑、创新精神对于刘敞文章的影响；分析宋代士风对于刘敞为人作文的影响，并结合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论述刘敞文章的艺术特色，阐述刘敞对于宋代学术的贡献，总结他学术、文章自成一家之风。     

唐代科举与士风转变

唐代科举制度在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取士制度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唐代科举制的变革作为突破口，对唐代科举考试及文人、士子风尚的转变作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士子群体风尚的巨大转变，指出唐后期的科举制度弊端日渐突出，其进步性受到严重冲击。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促使唐王朝腐败的隐形催化剂。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李武政治时期士风述论

唐神龙年问,因为中宗亲武的政治倾向,反武士人与武三思集团难以调和的矛盾终于走向激化。在此期间,韦后集团崛起,韦后力图效法武则天,于是,防范武周历史重演成为士人反韦的基本政治语境,因为中宗肯定武周的合法性,士人几乎失去了反韦的政治话语资源从而难以从根本上否定韦后参与政治的合法性。景云年间,士人以李隆基为复兴李唐的政治领袖而予以大力支持,从而推动结束了武周以后的二元化政权。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