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中世纪文本的“恶罗斯”叙事解析

关于罗斯的最早记载,是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做的,由此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恶罗斯"叙事。中世纪的"恶罗斯"叙事,是西方世界"厌俄"情结的发生学文本,由穆斯林文本的罗斯"萨底"(Suttee)叙事和拜占庭文本的"复仇"叙事建构而成,其实质是西方阐释政治学的话语型构与合法性言说。     

“自首者，原其罪”之诠释及其司法实践

《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的“自首者,原其罪”是一条基本原则。本文拟还原其法律条文的本意,且就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杀伤罪、强盗罪等刑事案件中的应用,解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争议与调整。     

镜像说观照下中国文学中复仇女性的本体建构

复仇女性这一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变化,复仇女性形象也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复仇女性形象由男性来塑造,并未形成自身的主体性,是菲勒斯中心之镜中的虚像。女性拥有言说的权利是复仇女性真实品格建构的开端。女性作者只有坚持与自身、与男性、与世界进行真诚的交流,保持良好的沟通...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之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

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曾普遍盛行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复仇文学主题。《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作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其复仇主体在复仇行为过程中表现的差异昭示着中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复仇文学偏重关注复仇事件本身,而西方复仇文学则更多地关注复仇主体的精神世界、性格变化等。这种差异的产生实际上又是中西方文化习俗、文学传统等诸般差异作用的结果。     

动物为主雪怨母题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代动物复仇母题 ,屡屡展露着动物知恩图报。它们能机智地向恶人或其他恶的对象报仇雪恨。作为现实社会里浓烈的恩仇意绪一个别致的泛化折映 ,复仇与恩报所展示的人性之光和正义气概 ,在某些习见的动物身上得到奇特体现 ,这是以肯定的形式来强调人与动物亲和给人带来的益处 ,母题既是对远古集体无意识情结的重温回归 ,又是其印证升华。作为人类的亲族 ,灵畜报主故事深化了文学对人性的反思批判 ,拓展了复仇恩报模式的深刻寓意     

再论哈姆雷特的延宕

延宕使《哈姆雷特》这出复仇悲剧情节曲折 ,人物性格丰满。哈姆雷特一再延误复仇主要是因为他复杂忧郁的性格 ,特别是他对整个宇宙内普遍病态的关注以及与众人所形成观念上的对立     

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     

复仇:从"快意恩仇"到"御敌雪恨"--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之关系

从“复仇”这一情节模式出发,分析了武侠小说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如何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承继,又采用了哪些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的,从而揭示出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狮子与羔羊的复仇——挣扎在传统中的亚哈与田小娥

《白鲸》中狮子般的亚哈与《白鹿原》中羔羊般的田小娥虽然性别与文化环境不同,然而都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即为了平等与自由而挑战压抑自己的传统并葬身于庞大且顽强的传统势力之中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