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企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治理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纵向上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关系,横向上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且这种网状关系与公共领域中新出现的三类问题,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形态而使传统社会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产生的问题相互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较之经济生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供给—需求"的矛盾关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需求侧呈现三大根本性转变,即整体状态"由静变动"、纵向结构呈"葫芦型"特征以及横向结构显现"土客二元"矛盾。这些重要转变引领并要求社会治理的供给侧积极应对。对此,有三重调整路径可资遵循,即组织方式的弹性化转向、公共服务的大统筹升级和文化建设的治理功能重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的诱因及其治理路径

社会性突发事件升级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秩序。其升级的诱因主要与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治理主体的迟钝行为有关。要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治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升级扩散,必须加强对事件中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疏导,提高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管治能力,建立公众参与的有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法治化路径

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治化水平低,权力制约机制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严重,委托关系不明确,核心竞争力缺乏。其法治化路径是:建立操作性较强的的财务、事务、权力制约等法律制度;彻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从法律制度上肯定股权多元化,设计保护中小股东的制度;进一步用制度明确委托关系,通过法律来规范出资人的权利、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进一步提高企业选人、用人、薪酬制度的法治化水平,整体建构国有公司法人结构治理制度,提高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