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命论初探

孟子虽然信守天命论,但在天命中加入了人意的成份,在宣称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的同时,断言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来避免意外的变故而达到寿终而正寝。这不仅体现了孟子与孔子对天命的不同理解,而且与尽心知性知天一起构成了孟子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     

洪秀全的天命论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构

洪秀全的天命论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权建构的核心观念。本文试就神启权威与世俗理性的悖论、西方传教士与洪秀全就此论争议所折射的政权理念差异 ,以及洪仁在突破此论上所作的失败尝试 ,分析此论对于洪秀全的领袖心理以及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近代化所产生的消极效应。     

荀子人生论述评

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具有丰富的人生论思想:总体上高度评价、肯定人的地位和价值;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人生观;主张人性恶,认为"化性起伪"是塑造人生、创建社会秩序的方式和途径;承认义与利两方面为人生所共有,"以义制利"是解决两者矛盾的原则与方法;坚持"有为"的人生处世态度;宣扬"先义后利"、坚守道义立场的荣辱观;强调人生修养是一个遵循礼仪、不断学习养成的过程。对这些思想进行再思考、再学习,会为我们加强人生观和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陶渊明、谢灵运与道教关系之再审视

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文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常常只强调陶、谢对于道教的虔诚皈依,事实上皈依之路,艰难而执着。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道教徒在艰难的求仙之途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使其在异常昏暗的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超然、自由的心灵境界。另外,道教教义对于天命的敬畏与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陶、谢的世界观,使之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与天命双向认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陶渊明的“委运任化”观和谢灵运“守道顺性”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

《周易》将"诚"的思想衍化为形上之境界层次,而先秦诸子时期对"诚"的论及多涉及侧重于"行"的方面,而后周敦颐又将"诚"提拔至道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互通.且周敦颐对儒家经典《周易》极为推崇,其"诚"的思想也多来自对《周易》的发微,他在对《周易》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赋予了"诚"新的意义.《周易》中的"诚"之动静的规定性来自于对《周易》卦辞与义理的阐发,"诚"的两种修养方法亦鉴于《周易》所提倡的内在修养方法.周敦颐更承袭《周易》形上之境界形态,使"诚"上达天命、下立人极,可见《周易》对周敦颐"诚"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起到十分必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从知天命到制天命——论原始儒家“生”之伦理的实现方式

原始儒家的“生”之伦理思想,是对《易经》“生”之伦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他们通过“天命”的预设,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生”在天人之间双向流转的回环路径。孔子以“践仁知天”的方式、思孟一派以“知天尽性”的方式、荀子以“制天命”的方式,以一种递进式的积极姿态开启并明确了这一路径。通过原始儒家的努力,大《易》开创的“生”之伦理模式,才在实践维度真正获得了实现方式。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五十而知天命”的时间现象学阐释

从十五志学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生命历程的自道中,"五十而知天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为了理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需要对孔子的生命自道进行一个现象学的解说.本文从年龄的现象学出发,结合孔子五十岁左右的生平事迹,分析展开了天命之知在孔子生命历程中的深层义涵·凸现了孔子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斯文之命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