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话语剥离与伦理断裂——“非孝”事件、媒介公共空间与亲子观念重构

本文从民国至今的三场“非孝”事件出发,以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在媒介创造的公共空间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建构“孝”观念与现代亲子伦理关系。在百余年的亲子观念变迁中,不同群体各自发言,将传统“孝”观念中的多重含义剥离开来。新观念在崛起,却并没有取代以往的观念,而是通过不同的媒介渗透进入不同的群体,造成亲子伦理的断裂,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层。     

行孝要及时

这几天和孩子谈论他们的妈妈。原来,在生活里看似稀松平常的事,里头也藏着无限的用心,孩子们抢着说妈妈替他们做了多少事,妈妈如何的辛苦伟大。当我反问：“那你们用什么样的爱回馈妈妈？”孩子们顿时陷入沉思。     

世界华人孝文化国际研讨会呼吁创新孝文化

经民政部批准,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在加拿大注册的“世界华人老年联谊总会”共同主办的“世界华人孝文化国际研讨会”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     

传统儒家孝道与当代老龄化社会问题研究

＂孝＂是＂仁＂之根本,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和总结。儒家＂孝＂的内涵、行孝方式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小至大、由狭到泛、由家到国的演变过程,为当代中国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养老问题提供了伦理启示和实践借鉴作用。     

略论汉唐核心政治道德的转变

忠与孝均为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在不同时期二者的次序并不相同。两汉至唐前期,孝居于核心政治道德的地位;中唐以后,忠的地位上升并超越孝。本文即对此差异及其影响略予分析。     

《曾子》泛化孝再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本文对此不敢苟同。《论语》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后学的思想。该篇对孝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思想的精神,从而与《论语》中的曾子的思想不相符合。这种对孝的泛化不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而是对孔子孝道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并已露出“愚孝”的苗头。     

由孝而教：古代教育智慧之中国式表达

孝是子对老的责任与义务及其承负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父对子的教及子对父的孝，孝与教(效、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意义关系。庠是兼具养老与教育的场所，养老即孝，孝与教相辅而相成。敬敷五教与良知良能是教由孝而生的事理和学理依据；德以孝为本，则体现为孝悌是实现明人伦教育目的和至德要道教育内容的根本。以亲密关系共同体为依托的古代教育，实现了社会教化与个体修身之间的家国同构。子对父有限度的谏诤行为，使源于父慈子孝的师生关系始终贯穿着道德理性精神。这就是由孝而教的中国古代教育智慧的意蕴所在。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别样诗篇——林同及其《孝诗》考论

宋代林同著有<孝诗>一卷,实为以四言诗的形式,加上诗前小序的说明,主要对自上古至于隋唐历代倡导和实践孝行孝德的人物加以表彰和颂扬,此外所关注的对象也很有特色,其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传承和体现的历史当中别具形式,不失为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又一个典型表现.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