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利都学派到赫拉克利特的逻辑进展--兼论"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原则的最早体现

米利都学派、毕达戈拉学派和赫拉克利特构成了希腊哲学最早的发展阶段,他们探讨的主要是宇宙的本原问题,在这种探讨中,他们分别从质(米利都学派)、量(毕达戈拉学派)和尺度(赫拉克利特)出发对本原进行规定,因而实际上正好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的三个发展阶段,黑格尔提出的“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在希腊哲学发展的最早阶段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

本着“让存在自己显现自身”的现象学释义学精神。以“方法是主客体的中介 ,是概念的内在规定和对象的原则”作为指导 ,阐发《论法的精神》所贯穿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与古典自然学派区别开来 ,由此对“孟德斯鸠属于自然法学派”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日本近代化的思想来源述略

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动力 ,在思想来源方面 ,主要有两个学派 :一个是1 8世纪晚期的“江户经世学派” ,另一个是 1 9世纪前期的“兰学启蒙学派” ,他们的作用各有不同。     

论南宋浙东学派的军事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 ,在国家陷于分裂 ,民族处于危难之际 ,参考、研究古人用兵的进退得失 ,分析历史 ,立足现实 ,提出了丰富的军事理论 ,为实现国家的统一、百姓免于战火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文试从他们的战争观及其如何运用军事战略战术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军事思想。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论类型学的定义与范畴

探讨类型学的实质及其研究范围,以寻求真正适合国内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类型学理论极具意义。文章梳理了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对类型学的定义,发现大多只强调类同性的研究,而忽视对异质性的关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大多数类型学研究只强调求同。这与俄苏的历史类型学求同存异的学术旨趣是不同的。曹顺庆教授提倡类型学的异质研究,既是对俄苏历史类型学研究思路的回归,更偏重于寻求不同文化的异质性。类型学异质研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跨文明语境下开展类型学类同研究陷入困境时的一种努力,这对构建民族自信心,维护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认为真正完整而有可操作性的类型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步骤：先进行类同研究,然后再进行异质研究。     

“文化工业”语境下厚植“文化自信”的实践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者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到了“文化工业”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丧失了创造性和审美性价值，沦为商品而存在，并已成为资本主义对意识形态展开全面统治的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中，我国的文化不受资本的压迫，属性上显然有别于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西方“文化工业”理论的合理成分，对当前我们正确认识与处理文化的思想性与商品性的关系，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创作根本导向，在法治引领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文化创新论略（之二）——关于学派原创与文化创新的思考

文化创新，就是对传统精神价值的重构和超越。在重构中，不论是重新阐释或是重新建构，都需要一个母体作为核心动力，文化创新的母体就是原创的学术流派。文化创新与原创学派关系重大，哪个时代原创学派不断涌现并相互争鸣，哪个时代就具有创新活力。     

论对物权、对人权与向物权概念的缘起——兼论注释法学派及后注释法学派对债权物权区分论的贡献

注释法学派以及后注释法学派法学家们关于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区分,构成了德国法上的债权物权区分说的重要渊源之一.注释法学家与后注释法学家使用了ius in re一词,后注释法学家还对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后注释法学家已经开始将ius in re与ius in personam相区分;再次,奥尔良法学派首先提出ius and rem概念,该概念对后世的债权物权区分说甚至民法学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