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宗教的比较

艺术与宗教是两种异质的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用。但它们同时又是两种相似点最多的文化形态,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矛盾状态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联系。     

当代语境下文学的别一种表达——以回族题材为视点

从回族题材的文学创作看,宗教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特点是,在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引导下,有效地淡化了宗教的现实作用,而文学对于宗教在较长时间里的规避,便成为这种大的语境下的必然选择。到了1980年代,一些回族作家借助文学来张扬民族文化精神,使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在日趋物化的语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示,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文化的异质特点,对于其精神层面的价值提示意义认识不足。而在当代语境下文学对宗教的表达限度是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

百年以来,“以美育代宗教”始终被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几代美学家奉若神明。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20世纪中国美学成也在兹,败也在兹。新世纪中国美学必将从跨越“以美育代宗教”的失误开始,从而实现自身新的发展。     

试论明清商人的家班

明清时期,蓄养家班是富商巨贾通常采用的观曲形式。商人家班的演员,有的是购买童男童女培养而成,有的由家中原有的童仆奴婢经过培训组成,大部分则是直接招集优伶组成的。对于大商人来说,蓄养家班除了用于家庭娱乐外,还有攀结权势、招待客户等作用,这就需要其家班有较高的演出水平。为了能够培养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家班,商人会聘请名曲师前来教习,请名流专门为家班制曲,请一流的乐师来伴奏,置办华丽的行头,收录鲜为人知的工尺曲谱为家班所用等,这对增强家班的整体演出效果和提高其演出水平有重要作用。     

《穆天子传》的时代和文献性质

文献的断代定性是历史研究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穆天子传》在近百年研究中,虽留下数量可观的参考文献,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那就是它的成书时代和文献性质。本文从《穆天子传》的本文记载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成果,提出了18个比较有力的证据,从各个方面论证了《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方术家的作品。     

超越单向度的人——斯蒂芬·迪达勒斯的从宗教到艺术之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被研究者认为是乔伊斯的精神自传,从宗教分析的角度来看,主要人物斯蒂芬.迪达勒斯从宗教到艺术之路的历程以及阿奎那哲学美学思想对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的影响,表现出乔伊斯对宗教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强烈的批判意识,是西方现代艺术家对单向度的人的否定和超越。     

近代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信念

科学的产生和进化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近代自然科学以哥白尼为标志,经过开普勒、伽利略,到牛顿发展到顶峰。就其本质来说,近代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信念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科学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数学和宗教一直是其中主要的文化力量。     

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     

中国新文学草创过程中的宗教投影

文章立足于文学与宗教的一般联系,探讨了“五四”时期我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宗教在文学领域所留下的斑驳而又清晰可辨的投影。宗教文化参与了这一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建构,影响到他们精神个性的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创作观及其创作过程。     

云南回族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走向

伊斯兰教是回族先民们信奉的宗教,它先于回族的形成而存在和传播的状况,造成了伊斯兰文化与回族特性的亲和,形成了回族全民信教的现象。传统回族家庭教育的伊斯兰文化主流,既是这种亲和关系的结果,又是加剧亲和状态的原因。伴随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培育宗教人格为主要目标的回族传统家庭教育,与现代文明的要求拉开了距离,步入了教育的误区。倡导“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重的家庭教育的双重目标观,既基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又着眼于回族长远的发展,逐步实现从传统的单一目标模式向双重目标模式转变,是回族家庭教育的基本走向。实现这一转变,既依赖于现代社会对宗教社会的认知、理解和宽容,又寄望于宗教社会对现代社会的接纳和宗教自身的调整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