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历史常识性知识隐性化——兼谈 年号、谥号、庙号、尊号

2007年各地的历史高考题中,都不同程度地考到一些历史常识。重庆巴蜀中学的张波老师在《中学历史教学》2007年11期上,就这些历史常识分门别类进行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常识性知识,是历史老师和文科学生应该熟悉、掌握的知识。但是从阅卷场统计的数据来看,得分率低得可怜。我们历史教师不妨也扪心自问一下,那些知识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我想真正敢理直气壮回答的老师并不多。下面我们看看2007年全国文综卷(1)第12题所涉及的几个历史常识。     

论“封建”的内涵

“封建”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一种政体。“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先秦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制的“封建”王国，政体是等级式贵族专制；从秦到清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帝国，政体是皇帝独裁专制，而春秋战国就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本文建议，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唐太宗屈已执法

在中国封建皇帝中，唐太宗算得上是位明主。他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以法治国。在他的统治下，当时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虽是一位明君，但也有七情六欲。在对旧属功臣、宗室亲信触法犯法的处置上，难免以个人的好恶而左右法律。难能可贵的是，在经过自省或他人谏议后，唐太宗能屈己执法，并敢于自责自罪，留下了一桩桩历史美谈。     

清末民初洛城改庙兴学

海城向属边疆重地。历代统治者都曾在此设治。文化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清初，海城已发展成“界址纵横百里”的“大邑”。其经济繁荣的同时，社会文化受内地影响也较为深远。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民众在无力改变生存现状时，通常把希望寄托在对各种宗教诸神、仙的崇拜上。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宣扬“轮回”、“隐忍”说的佛、道二教在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下逐渐成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被人们赋予了去灾捍患、庇佑福寿、诛罚恶人、预知未来等神秘功能，使得佛道二教更加深入人心。公元229年，佛教传入东北，     

柳宗元与永州文化

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足足十年。他一生共创作作品600余篇(首),有490余篇(首)是在永州完成的,包括其名作《非国语》、《天说》、《封建论》、《永州八记》。可以说,永州十年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永州造就了柳宗元,柳宗元推动了永州文化的繁荣。在永州文化史上,柳宗元是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他对千余年永州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承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柳宗元是永州地域文化兴起的代表人物永州地处湘、桂、粤交界,潇湘两水在此汇流,早在旧石器时代,在永州广袤的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从国家视角反思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衰退

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社会经济的兴衰关键取决于国家是否能够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提供有效率的产权激励。而在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演进历程中,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其政治统治的目的出发,扭曲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侵蚀个人产权来攫取财富,最终在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没有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导致封建社会经济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