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职业病民事赔偿制度的完善——从《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出发

《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明确规定职业病病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该条规定的实施现状却不尽人意,其案件胜诉率低且计算模式混乱,究其原因在于业界对第59条规定的合理性存在质疑且该规定本身存有歧义,应当结合职业病的特性对职业病民事赔偿制度进行完善,以期职业病群体能够获得民事赔偿,保障其日常的医疗、用药需求。     

应以治疗工伤机构的意见确定停工留薪期

案情简介■2004年6月,杨某到某公司从事电焊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年9月1日,杨某在工作中被撞伤,住院治疗,医疗费由某公司支付。后经杨某向其所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2005年8月1日被认定为工伤,同年8月26日,其伤情评定为九级伤残。因未享受工伤待遇,杨某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裁     

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政策国际比较

文章首先列举了国内外学者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定义并提出了本文对灵活就业人员研究的范围。其次介绍了部分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政策范围的发达国家在工伤立法、缴费、待遇、预防和康复四个方面的情况。最后比较我国部分城市现行的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政策,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面试时受伤是否认定为工伤

李某接到某企业通知后前去该企业面试,面试结束,该企业为了进一步了解李某的工作实践能力,便让李某操作车床,以作为录用前考察的一个方面。操作过程中李某左手食指被车床压骨折,受伤后某企业及时将李某送到当地医院进行了救治。李某出院后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企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对其受伤后作出相应赔偿,但企业认为还未与李某形成劳动关系,企业及时将李某送到医院医治,已经尽到企业的责任了,不应该再承担其它责任。争议焦点:李某受伤是否应认定为工伤本案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受伤应当认定     

浅析工伤过度医疗的成因及防控

近年,工伤病人的医疗费用显着增长,过度医疗的现象屡屡发生,导致工伤保险基金收不抵支。及早发现工伤过度医疗的的原因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保证工伤保险的预防作用得以实现,保障工伤基金更加合理有效的发挥作用。     

中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演进及运行效果评介

农民工工伤事故频发,其工伤保险受到各方的关注。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演进进行分析,发现工伤保险制度的研究与建设远远滞后于农民工发展的需要。从覆盖范围、行业分布情况、农民工的需求度和满意度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运行具有低效性。运用劳动力供求曲线等方法和技术,从农民工工伤保险需求、工伤保险制度供给和政府在工伤保险制度中的责任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其结果表明,农民工对职业风险缺乏足够认识及农民工间接承担工伤保险费用是导致农民工工伤保险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中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窄、工伤认定周期长、制度设置不科学等是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的制度供给原因;政府的制度设置责任缺位、激励雇主责任缺位等责任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政府责任原因。     

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的困境及其应对 ——兼论台湾地区职业灾害保险制度的启示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无法覆盖这一群体,而商业保险赔偿低,平台企业不担责甚至违法"去劳动关系化"卸责,平台从业者陷入了职业伤害保障困境.各地开展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限于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捆绑难以持续推进.台湾地区通过制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强化对平台就业者劳动关系的监管;并通过将灵活就业人员统一纳入工伤保险,有效地解决了平台就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难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经验,通过立法为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松绑",将平台从业者纳入到工伤保险保障体系之中,从制度源头解决问题;同时,强化劳动关系确认标准,依法保障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与立法完善探微

工伤保险已经从侵权责任当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了一种专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对于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原则、基本内涵和赔偿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同。两者之间有很多协调模式,例如免除模式和累加模式等。如果立法不进行完善,司法解释也不是很清楚,就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多不便,本文对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和立法完善作出研究。     

工伤预防激励法律制度研究

工伤预防可体现诸多社会性价值，立法激励工伤预防具有正当性。但是，无论对于用人单位、科研人员还是服务组织而言，从事工伤预防事业都是不经济的，故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激励。我国现行的工伤预防激励法律制度，存在着激励主体不明确、激励对象有失片面、激励标准未合理设置、激励方式配置失衡、激励程序几乎缺位、激励责任空白、激励资金受限严重等问题。当前，应通过逐条明确激励主体、适当拓宽激励对象、合理设置激励标准、平衡配置激励方式、全面完善激励程序、明晰规定激励责任、强化保障激励资金等路径，不断完善工伤预防激励法律制度。     

雇主安全照顾义务在劳动法上的展开

雇主安全照顾义务是工伤保险之外保护劳动者免受工作危险侵扰的重要制度。其价值首先体现在该义务可支持填补劳动者工伤保险补偿之外的“剩余损害”、拓展受保护劳动者范畴、拓宽可救济损害范畴，跳出事后救济之外赋予劳动者义务履行请求权和劳务给付拒绝权，弥补工伤制度之不足，有力地回应了新业态及新型劳务损害的制度吁求。应兼跨民法与劳动法两大体系，联动地适用该义务。在体系定位上，应将其归列于合同义务中具劳动法特色可请求履行的附随义务。在法源根据上应综合诚实信用原则、雇主指挥权、集体合同及劳务合同等泛义之“软法”、相关公法/私法规范（尤其是有关劳动保护的基准性规定），作系统地建构。在宏观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此一制度有望与工伤保险制度形成“有节制地进阶式”制度联动，并最终实现劳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