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资源维护的失范与文化矫正研究

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人们都希望水土资源更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对水资源的维护其实在于实现人类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而优化水土资源的匹配使之适应于不同的需要,以及因地制宜地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价值,这是不同文化下各民族所共同期待的。但水土资源维护的目标与行为在各民族间出现偏离,进而会出现失范。这样的偏离与失范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失衡与生态危机。因此,对水土资源维护失范矫正的实质不是要另造水土资源,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保持水土资源固有结构的稳定,以确保人类的可持续利用。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地域文化产业化的路径探索——以藤县狮舞文化为例

梧州地域文化资源丰富,产业化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效益,也存在产业化程度不高、缺文化龙头产业等缺陷。藤县狮舞文化是广西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地域特征鲜明,群众基础深厚,具备龙头文化产业的潜力。推动狮舞文化产业化,一要政府主导加大狮舞文化的开发整合力度,包括打造产业基地、挖掘提升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广;二要统筹社会力量,重点打造狮舞文化产品,包括发挥社会团体的桥梁联系功能、引进文化传媒公司、重点拓宽文化产品链;三要加大对狮舞文化的传承保护,包括做好传承人的管理与保护、拓展狮舞技艺传承方式。     

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建设实际上也就是"多元一体"建设,一方面要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讲文化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既包括国家认同,也包括利益认同与命运认同。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社会性别的建构与形塑——对一个布朗村寨的田野观察

文章以一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村寨作为田野观察对象,发现当地妇女的社会性别表达具有明显的当地特点,宗教信仰、生计模式、传统文化、人生仪礼等形塑和建构了本地性别规范。近年来市场经济以及人们对现代性的想像,可能会超越传统的宗教、习俗、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有可能重新建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仪礼规范。这种变化不只表明社会性别深深地嵌在当地独特的文化与制度之中,也会随着制度与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得到调整和重构。     

楚人精神小议

这些年走南闯北,对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有了些许了解。在我看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楚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底色。楚乃"战国七雄"之一,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形成期,吴越的隐忍、燕赵的慷慨、齐鲁的宽厚……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今天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基因序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一位客居美国的朋友打越洋电话慰问我:虽然湖北这次是重灾区,但是感觉你们湖北人好了不起。     

西方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影响下的声乐现象解析

作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萌芽期,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声乐艺术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宗教文化中的声乐现象以服务宗教仪式为宗旨,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围绕对圣咏的修饰和扩展,逐步体现着作品体裁、表演形式以及歌唱技术的全面复杂化趋势。而世俗文化中的声乐现象在充分展示世俗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地接受强大宗教文化的浸染。二者在对立与并存中共同推动着Bel Canto声乐艺术的系统化构建,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主体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