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简中的“致”和“致籍”

致与传、符同为出入津关的通关文书,但致的使用和作用远比传、符复杂。对"致"和"致籍"的研究学界尚未取得统一的意见,本文根据已出土的简牍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致和传、符一样是作为出入关的凭证,而"致籍"是津关向上级呈报的出入关人员记录的名籍。     

东汉简“合檄”封缄方式试探

"合檄"的称谓未见于传世古籍,而始见于居延汉简,但并未说明其形态。五一广场新出了多件"合檄"实物,虽然不成套,但对于复原显示"合檄"的完整形态,考证其书写格式与封缄方式,都有很好的帮助。     

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     

居延汉简“鲍鱼”考

战国秦汉历史中,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水产品“鲍鱼”进入社会饮食消费生活。秦始皇人生悲剧最后一幕的演出,有“鲍鱼”以为道具。居延汉简令人惊异地出现有“鲍鱼”文字的简例。河西汉简发现的“鲍鱼”简文,应当是名物研究值得思考的学术主题。考察“鲍鱼”名义,应是指经过腌制处理的渔产收获。河西的“鲍鱼”,亦不能完全排除以海产品加工,来自海滨的可能。思考这种可能性时关注西北区域文化与遥远的海洋的联系,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当时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认识。     

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

西汉时期,楼兰(部善)与汉朝的关系主要是以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和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为转移,两者的关系曾出现过四种不同的形态.简牍和文献证明,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朝在此屯田戍守.     

《居延汉简》中的戍吏经商、雇佣现象

根据<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的有关材料来分析出土文献<居延汉简>,证明汉代边郡的屯戍组织内、外部,上下级军官士卒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生活关系,当时边疆吏卒从事庸工、经商等的经济现象很普遍.     

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本文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目前明确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至少载录23道,反映了吕后初年汉朝直辖区域“道”之设置与长官秩禄级别。依据《秩律》推知,秦道长官皆称令,秩级为六百石。西汉初年增置五百石秩级的道,道长官称谓出现令、长之别。西汉中期以后道长官秩级进一步降低,以道长为主。相较于县,道之长官秩级普遍偏低。道始创时间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与秦国伐灭义渠戎后管理众多内附游牧民族有关。秦汉道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十分稳定。战国末年至汉初,道皆设置于秦国旧地边疆,不在六国故地置道。只有汉初的长沙国为了应对南越国军事进攻,在湘水上游置道。汉武帝以后,不再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区置道,道之地域分布格局最终奠定。秦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哀帝时期达到峰值,随后数量逐步降低。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与《田租籍》

根据走马楼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或许应定名为《田命令籍》。之所以被称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令"字。《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综合文献记载,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纳税民户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田租总数的作用。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书格式。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版本。     

汉简的神韵

<正>文字是每个人都要用到的,但是文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约在石器时代,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制作陶器等生活用品时,有意无意地刻画上一些符号,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记述一些事情,这些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的越来越丰富,最后在殷商时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就是把早期的象形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主要用于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