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教育问题和现代意义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发现和公布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汉初社会。简文中的《史律》集中反映了当时对史、卜、祝的教育、考核、任用制度。先秦时期，这些人既有一定的具体的社会职能，又担负着思想文化的记录和整理任务，是传统文化典籍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之一，汉初，虽已有所侧重调整，但整体格局未变，可以使人看到古代职业教育的片段。反思他们的教育形式和思想，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

2 1世纪中国史学应该如何发展 ,这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丰厚的史料积累、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创新的时代要求 ,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会有空前的发展繁荣。但社会的转型决定历史学自身将发生一次大变革 ,即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转向与其它学科渗透 ,构建历史学与其相临学科互渗互动、交叉融合的新学科领域 ,如中国法制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经济史等正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但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对于秦汉史的研究 ,仅利用传世文献是不够的 ,考古资料、简牍帛书是其不可或缺的史料补充。刚刚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为研究西汉前期的法律制度、刑罚体系、民法原则及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 ,更是研究秦汉法律的异同、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最好史料。此外 ,对于当时的司法诉讼程序、法令文书格式、历法、医学及丧葬礼仪也有详实的记录。本刊所编发的这一组笔谈 ,正部分触及上述诸问题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

汉代官吏到地方出行 ,像刺史行部、太守行县 ,史料记载较多 ,但对于下层一般官吏的出行 ,《汉书》等文献却鲜有记录 ,情况知之甚少。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了东海郡太守府一名属吏全年的出行活动 ,应是代表了汉代一般官吏出行的基本情况 ,从中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其所反映的汉代地方一般官吏出行的事由、住宿、旅费报销、回府报告等方面的制度 ,堪补正史记载之缺     

汉简《老子》中的“异文”和“义旨”示例及考辨

汉简《老子》是继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简《老子》之后的又一个出土的《老子》传抄本,将它同其他三种出土文本和传世本比较,其中的"异文"就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些异文的一部分,有的是有关宇宙观方面的,有的是有关美德和治道方面的,它们是否带来了义旨上的变化,不可一概而论,只有从文字、义理两方面进行细致的考辨才能得出比较切实的论断。     

读里耶里程简札记

里耶秦简中包含有三枚邮路里程陌,其释文目前已全部公布[1].本文结合沅陵虎溪山汉简释文,主要围绕秦简作一些探讨,并对战国至汉初沅水交通线路作一全面考察.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汉代“葆”身份补正

汉代的"葆"是一个特殊的身份阶层,出入关塞简中的"葆"不能以"担保、保证"作解。从身份上讲,当时"葆"的身份不是秦代"葆子"的延续,他们虽然与"庸"身份相近,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而是一个身份受到较强限制的依附阶层。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西汉"禁马出关"令辨析

西汉景帝中元四年发布"禁马出关"令。此禁令禁止体高1.36米以上,13岁以下的马匹出关;汉代马匹身高测量方法与现代相同,即耆甲到地面的垂直距离;由史书记载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可知,该禁令针对对象是境内关东诸侯国,而不是境外敌对少数民族;该禁令出台时间最早可追溯到高祖初年,文帝时期有所松动,景帝"七国之乱"后再度严厉执行,昭帝由于形势的缓和而废止;该禁令作用效果有限。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

《宣与幼孙少妇书》是居延汉简中一件颇值得辨识和研究的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西汉夫寄妇书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与家书无干,"实乃某一烽燧戍卒对另一烽燧戍卒即‘宣’对‘幼孙少妇’之函件","幼孙"为男子名,"‘少妇’乃‘幼孙’之字"。以上两说皆有误。从《宣与幼孙少妇书》的释文、格式、称谓、礼节和内容来看,此信之写作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