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的人性观

莎士比亚在张扬善的同时,也揭示善的毁灭;在颂扬和表现人高贵的理性的过程中,也展示了一幅幅人性堕落、情欲泛滥的画面,具体体现为前期创作中的各种非道德化倾向和中后期创作中无所不在的恶。这种展示表明莎士比亚是个“善恶一体”的人性论者。人性中的恶来自于哪里呢?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出的,并非完全如唯物论者们所说是社会历史的原因导致了恶,他对恶的展示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揭露现实和批判社会。在他看来,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自由意志使人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而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满着各种罪恶。简言之,他认为恶是人性中固有的规定性。他的人性观体现了形而上的精神关注,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辨证认识。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比较

古代对人性的探讨一直存在,最为著名的理论是代表儒家学派的孟子性恶论与荀子性善论。他们对人性的解说都有其各自的道理,孟荀二人的人性论都是对孔子人性观的继承和发展,这就使得两人的理论不同之中有相同。     

浅论“善”与“恶”的评判者

善与恶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轻易对善恶作出判断。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在神创造的世界,只有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拥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尼采宣称凡是增强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都合理。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恶之动力与要求来自不正当的欲望,但是善与恶之内容与判断准则还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善与恶的评判者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力感的增加与否,但更是如卢梭所说,是"良心"。本着良心所做的事为善,昧着良心所做的事为恶,而"好心做坏事"的定夺又值得我们思考。     

略论人类文化发展的战争因素

人类历史上 ,战争因其危害社会 ,摧残文化而为人类永世唾骂、痛恨。但战争客观上又有推动文化发展的一面 ,主要表现在推动人类制度文化发展 ;给被征服民族文化注入新的生机 ;落后民族为先进民族所同化 ;激发被征服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推动反战争精神文化发展等方面。战争对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是通过恶的形式来实现的     

孟子与康德人性观比较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规定好了的;通过对先天本心的养护就可以实现人的道德化;康德则认为人性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人性的实现是善对恶的拯救过程。这两种人性观造成了中西人格特征的基本差异。     

恶与儒家道德教化的内在危机

本文以基督教关于恶的起源的追问为参照系,梳理儒家自先秦到明末关于恶的问题的主要观点,从中发现:儒家道德教化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没有建立起为恶的行为负责的道德主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深刻的内在危机及其体系在明末陷入瘫痪的原因之一。     

对敲诈勒索罪客体的再认识

有关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其认定为一种复杂客体 ,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从关于犯罪构成中客体要件的认识入手 ,敲诈勒索罪客体只能是一种简单客体 ,即财产所有权。     

马克思恩格斯论“恶”的历史作用

关于“恶”的历史作用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精彩的、深刻的论述。在两位经其作家看来，与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基性决定地位不同，“恶”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构成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的、重要的动力，是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     

《蝇王》人性恶主题中隐含的赎救主题

在《蝇王》中,戈尔丁在揭示人性恶主题的同时,也将赎救的主题隐含其中。同时,由于赎救主题的存在,人性恶主题的揭示又在辩证的意义上逆向地指明了人性趋向至善、人类精神获得拯救的道路。     

明末哲学论战及其理论意义

王门后学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内在矛盾而分化 ,并因此而诱发了一系列哲学论战 ;其中 ,关于“本体工夫之辩”和“性善本体与心体无善无恶之辩”的哲学论战 ,对于明末清初哲学思想的演变、尤其是以“黜虚崇实”为思想理论特征的实学思潮的兴起 ,有着涤旧布新、破块启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