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治吏立国之本--浅析明初"重典治吏"思想的形成与表现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整饬吏治,而其中尤以明初表现突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民族危机、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堪称乱世,明初统治者继承中国传统的“刑乱国,用重典”的治世思想,确立了“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重典治国”的核心是“重典治吏”。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实践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写下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重要的一页。     

王夫之吏治主张的要旨是"严以治吏"

王夫之吏治主张的要旨是“严以治吏” ,为达“严以治吏”的目的 ,必须先严上官 ,其次是推行法治与奖赏廉吏 ,其三是选贤养士     

春风秋月一才人——唐寅书法艺术探析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生于商贾之家,故名唐寅。唐寅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书画兼善,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在中国美术史上,唐寅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唐寅的书名虽不及画名,但天分极高,在明代书法史上有一席之地,深受元明帖学影响。从存世作品看,唐寅曾     

论朱元璋的重典治吏与反腐倡廉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兴衰,朱元璋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厘订制度,重绳贪吏,整顿吏治,试图通过建立、完善封建法律制度以达到以法治吏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规,从而促成了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社会风尚,促进了明朝社会的稳定发展。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日本的＂万叶假名＂与中国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语。而韩国的＂吏读法＂类似于＂万叶假名＂,韩国的＂吏读文＂也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韩国从公元前后开始学习汉语,用汉字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韩国人采用了＂口诀式＂、＂书记体＂、＂吏读文＂等多种方式。日本人也效仿这种方式创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可见在日本的＂万叶假名＂的形成过程中,＂吏读文＂给予它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吏读文＂就很难想象＂万叶假名＂,同样没有汉字也很难想像＂吏读文＂和＂万叶假名＂。     

汉代“军吏”起家研究

"军吏"在先秦时仅指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家途径以军功为主.两汉时,一方面将军从"军吏"中分离,校尉成了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点;另一方面,除了军队中校尉以下的军官,各号将军幕府的属吏以及中央或地方部分负责军务的武官也被纳入"军吏"的范畴,不少士人和士卒以此起家入仕.随着"军吏"群体的扩大以及选官制度的发展,汉代"军吏"的起家途径更加丰富,涵盖军功、将军或都尉辟请、举荐、朝廷征拜、招募、察举等.相比于文官与后世"军吏",汉代"军吏"的起家仍保留"尚首功"特色,体现出明显的原始性.     

税户军将：宋代的衙前将吏及衙前役

宋代“衙前”的概念繁杂，有“衙前军将”“衙前将吏”“衙前役”等诸多名号，大致沿袭唐五代的衙前将校旧法以及五代使院、州府胥吏旧制。“衙前”一词的内涵及外延与宋代的职役制度密切相关，前有衙前军将主管纲运，后有税户应差或应募州县级财政事务，这种“税户军将”突显出衙前胥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衙前将吏”包含“衙将”和“衙吏”：衙前军将或衙前将校主要指都知兵马使之类的军将衙前职员，以及客司、通引官；衙前吏人主要指都孔目官之类的胥吏。“衙前役”主要指通过差役或募役招募到的里正衙前、押录衙前、乡户衙前、雇募衙前以及长名衙前，因其迁补或差役内容与衙前将吏多有关联，两者常常混淆不清。衙前役、衙前吏人均可迁补衙前军将，甚至迁转低级品官。衙前役的胥吏化或职级迁补去向表现出主观的职业化特征；而衙前军将的胥吏化则完全取决于全国性财政计划内的职能需求。两者胥吏化的内卷突显出衙吏通往品官的路径十分狭窄，这种胥吏化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