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人情、学理：在三根底线上笔走龙蛇——读周立波《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

周立波负责选编了《1959～1961散文特写选》,在其长篇《序言》中,他睿智地兼顾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人情,表现了不凡的学理底蕴。这是一篇精彩耐读的序文,细读并研究它,是周立波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了解当年的文坛风气。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作为一种系统的认识论或道德信念模式,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事实上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美国虽然号称最讲究“实用主义”,但它的对外政策同样也一直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依然是美国决定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探讨

资金短缺是我国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直接原因,多元化的融资结构是发展基础设施产业的必然趋势.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行的,对缓解基础设施产业资金短缺是必要的,对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加快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存在着市场准入和行政制度等障碍,民营资本的进入受到严重制约.为化解民营资本的进入障碍,应该从投资范围、融资渠道和法规体系等方面制定措施,吸引和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     

意识形态与冷战后美国对古巴政策

冷战期间 ,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遏制政策 ,将之看成是苏联在西半球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冷战结束已经 10年有余 ,但美国对古政策并没有根本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巴仍然在坚持搞“共产主义” ,因为从安全上讲 ,在苏联因素消失之后 ,古巴对美国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冷战后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影响美国对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全球化·本土化

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 ,是将他者包容进来 ,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 ,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 ,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 ,构成了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 ,但经过整合与重建 ,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 ,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 ,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 ,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王君平认为 ,“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 ,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 )角度 ,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 )或Varied -dimension(多维的 )角度 ,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 ,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 ,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 ,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 ,现当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论路遥小说的审美世界

路遥小说的审美世界是平民化的,它来自于作者对社会、历史、生活、政治等范畴的改造。这是一种混合的民间艺术空间,是路遥小说审美感染力的主要源泉。     

试析建国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以及我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整风运动加来强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教育以及对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措施来确保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其间虽然也有失误和偏差,但最终建立和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