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粮食主产县市监利县和仙桃市农地整理项目区为研究区域,采用CVM调查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意愿。运用农户合作行为博弈模型逻辑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专业协会管护模式下,83.04%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有出资意愿,高于村集体管护模式下的出资意愿;家庭承包地面积、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和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设施质量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户出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为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应培育农民组织作为后期管护主体,对工程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与养护;鼓励、支持和保障农户进行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加大对后期管护的工作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加强农地整理项目施工监管力度。     

农地整治过程中不同类型农户权益诉求研究——以湖北省和湖南省部分县区为例

在构建农地整治过程中农户权益诉求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湖北省和湖南省部分粮食主产县区的农户调查数据,测算农地整治过程中不同类型农户的权益诉求强度。研究表明：各类农户对经济权益的诉求强度最大,其次是政治权益诉求,再次是社会文化权益诉求,最后是生态环境权益诉求;随着非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农户经济权益诉求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政治权益诉求、社会文化权益诉求和生态环境权益诉求的地位有所上升。提出在今后的农地整治实施中,不仅要尊重并保护农户的经济权益,而且要尊重并保护农户的政治权益、社会文化权益和生态环境权益,要根据农户各方面的权益诉求及其差异,因时因地确定农地整治的方向、内容及重点,促进农地整治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农户借贷需求意愿

基于包头市东河区14个农村25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不同收入层次下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村庄层和家庭层均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产生影响,村庄类型、村庄所处地理位置、周边金融机构数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稳定性与政府重视程度对整体农户借贷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从收入分组结果看,村庄类型和收入稳定性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贷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优惠政策激励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户借贷意愿影响存在差异,处于收入层次两端农户的借贷意愿不受农户个体特征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受到一定的金融排斥。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发展的路径及内在机理——基于兵团农业龙头企业的典型案例分析

工商资本下乡成立的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成功嵌入乡土社会。对于政府、小农户、企业三者至关重要。该文以嵌入性发展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兵团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嵌入的典型案例,从认知、文化、结构、政治、关系五个维度分析下乡资本融入乡土社会的嵌入路径和嵌入机理。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具有责任意识,积极营造同当地的社会关联,与小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融入当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围绕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这一经典命题,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分别选取户均总耕地面积10倍和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标准和现实逻辑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5个阶段性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即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大规模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及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归纳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经济、制度及禀赋3个方面的现实逻辑。认为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同时,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存;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