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16中有关禅师语录的文献译注

P.T.116是敦煌藏文文献中篇幅较长、内容丰富的一部综合性文献,其中有3部分集中了诸位禅师的语录,第一部分引述8位禅师语录,第二部分专门有一段摩诃衍禅师的说教,第三部分集中了18位禅师之论。文章在前人研究、辑录藏文原文的基础上,首次汉译了该部分内容,并以注释形式指出了其内容与其他敦煌文献、佛教文献的关联性;同时与其他藏文禅宗文献进行比对,分析了该文献的特点。     

简析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中国绘画艺术

概括来说,中国绘画艺术是由文人画、宫廷画以及民间画三者共同组成的独特绘画艺术,每一类型都有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比例也不尽相同.由于各种原因,前两者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重,而民间美术往往独立于正统美术之外,今人只能依靠其保存现状来进行研究.本文所研究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其重要性就在于,莫高窟自南北朝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窟以来,历经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元等朝代,都保存了大量的壁画艺术珍品,详细考察之下不难发现,其作品与相关历史时期的大的审美倾向与格局息息相关,无论是内在理念还是外在表达方法似乎都能在同一时期的整体中国美术大趋势中找到对应,而这恰巧又在另一方面使中国绘画在内外表达方面更加完善.因此本文在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同时,并未忽略其与中国美术史的整体关系.     

《三藏法师像》初探——一件珍贵的图像文献

<正>得古字画鉴赏修复专家陆宗润先生提供方便,笔者2014年在大阪汉和堂见到一幅题款为泽村专太郎转手给永观文库的《三藏法师像》。这一西域画(装画的桐木盒云"五代,西域画")内容非常丰富,画面的主角为汉人高僧形象,身着交领儒衫,右手持拂尘,左手持壶,身背竹笈,有圆形的伞盖,左上方云气环绕有小型佛像出现,旁边则有一只白虎相伴。虽与敦煌藏经洞所出多幅《伴虎行脚僧图》相类似,但是却     

对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既有汉文契约,又有吐蕃文契约,研究者对其地支纪年多任意推定。本文以P.T.1297敦煌永寿寺文书为基础,论证了在公元832年吐蕃统治当局有过立契须用吐蕃文书写的命令,此后的契约都是吐蕃文契,以此为标尺,对已有的定年推断须要作出重新的审订。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竹生甲兵"母题生成新探

<莫一大王>型传说中"竹生甲兵"的母题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夜郎侯出生>的传说不属于同一叙事类型,很有可能是接受了敦煌变文<孔子项讬相问书>的影响生成的,是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竹生甲兵"的母题是讲传说主人公在遇到伤害时,具有与佛经中地藏菩萨一样的分身的"神力",因而这一母题很可能是基于佛教思想而产生的.     

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

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进入西域、河西走廊,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敦煌等地,其间在进出南疆、河西乃远至中亚地区之际,与粟特人有了密切接触,甚至鄯善、敦煌等地的粟特移民一度成为吐蕃治下的属民.此外,吐蕃与粟特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亦有广泛的交流,对两族各自的社会经济进步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唐代内迁突厥的汉化与汉文学——兼论其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意义

唐与突厥的频繁接触和剧烈冲突，促成了突厥的大规模内迁。内迁突厥人的汉化过程在唐代民族融合中具有典型的意义。相比于政治、军事等领域深刻的烙印，内迁突厥人在汉文学领域的表现要黯然得多。然而钩稽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一定程度上厘清这一群体对于汉文学的接受过程、代表性文学家族以及整体的文学水平等情况。尤其是敦煌写卷中保存的哥舒翰、浑惟明等人的诗歌作品，有力证明了唐代内迁突厥人在汉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内迁突厥及其后裔的诗歌作品在敦煌流传，不仅证明了突厥汉文学的成就，也显示了敦煌民族文学的活力。唐代内迁突厥人的汉化进程以及他们的汉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古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形态，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