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和敬”思想与现代企业团队建设

"六和敬"是佛教僧团内部保持和谐的重要指导思想,包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将"六和敬"思想引入团队建设中来,对建设一支和谐的团队具有重要的作用。     

先秦“文言”的文化成因及其阶段性发展

先秦"文言"①盛行,无论是行人应对,还是诸子谈辩,均有鲜明的文言特征。先秦文言之风盛起,与周朝推行礼乐之教有因果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言出现了阶段性发展。从应对辞令可管窥春秋时期的文言风气,"微婉其辞"是应对辞令之文言上的特点,这一特点承载的是尚礼精神,即"文辞以行礼"。从纵横谈辩可蠡测战国之世的文言风气,比兴取象、铺排其辞是诸子谈辩之文言上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如"张罝网而取兽",分别承载的是尚象尚势之时代性追求。     

从《康诰》和《吕刑》看西周初中期刑罚思想的演变

西周刑罚思想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周初的天命论仍然是一种神意论,"敬天"是统治者赖以统治民众的依据,"保民"几乎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中期的"敬天"更具理性化与实用性,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利用,"保民"中"治民"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周初相比,"德"的含义由君主的品德变为个体心性道德;"慎罚"向"中刑"转化;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的功能日益下降,"刑"的作用则日益凸显.     

孔子敬观及其在现代管理中的意义

敬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孔子将敬思想贯彻到亲亲之礼与尊尊之礼中,主张子女对待亲人应孝敬,下级对待上级应尊敬。敬不仅是普通人立身处世的原则,也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素养。敬与仁紧密相关,正是在敬的观照下,仁才得以发显流行。就孔子敬观念的发源而言,对礼之完美性的认肯,使孔子生发出对礼的敬意,并将对礼之敬转化为对仁之敬,最终实现了敬礼与敬仁的合一。孔子的敬观念能够渗透进现代管理中的家庭管理、职业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环境管理、自我管理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关于朱子工夫论的一个问题

综合看朱子的为学工夫思想,主敬涵养与格物致知不可偏于一边,不可拘泥于先后,两工夫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本质上是一件工夫。朱子之所以有时主张主敬涵养为先,有时又主张格物致知为先,实是其因材施教之表现。而之所以会有"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常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     

吕大临的“礼”论

吕大临《礼记解》对＂礼＂的起源与功能、本质和根据的思考寄予了其回复三代、重构价值世界的理想,其中对＂交＂尤其是君臣之交的考察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的构想。同时,他的礼学与心性论相配合,＂礼＂奠定了儒者生命的基本格调和精神追求,＂礼以修身＂和克己存养相辅相成,是君子成德的不可或缺的工夫。     

试论慧远的形神观及其与政教观的关系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慧远形神观的主要观点：形有尽而神不灭,神可传异形,修习佛典可以摆脱形累达到无患。同时论述了慧远政教观的特色：在家尽“形敬”,出家尽“神敬”,两种敬统一于“神”。并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其形神观是其政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出慧远政教观的实质在于调和政教矛盾,归结点是“敬”,其形神观和政教观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努力     

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研究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不拘门户之见,“泛观广接”各家学问,融汇涵养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吕学”,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历来颇受重视、影响深远。本文对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吕祖谦认为,学习的意义在于实用,学习与“主敬”、虚心、立志、笃信和恒心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他还提出了一套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在深思、讲习、学史和日用等方面都有其独到见解。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