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源自周初政治实践说

周礼作为西周制度化的理论成果，应与周初统治者化解现实危机，解决社会矛盾，建构宗教政治认同的执政实践有关。西周立国之初，由于武王杀伐过度，引发了殷遗民的对立与反叛，酿成了内外交困的“大艰”政治危机，使“作新民”成为周初最大的政治。周公营洛邑以移顽民、迁九鼎以祀上帝、称殷礼以升文王，成功建构了殷遗民对周王朝的宗教政治认同，周礼的宗教基础、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形成。周礼虽然也因循了不少殷礼的礼仪形式和准则规则，但本质而言，周初政治实践才是周礼的真正来源。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