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越关系

本文根据《山海经》及大量先秦典籍和现当代考古发现 ,以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习俗和族属特点为契入点 ,论证了古代巴国和吴越各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共同的历史遭遇 ,指出巴、越同属东夷族属集团 ,并通过对神话“羿射十日”的破解 ,揭示了华夏族属集团与东夷族属集团大融合的史实     

家与族属的观念及其变迁——人类学视野下的土族社会文化变迁个案研究

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往往揭示出一个社区或群体社会历时性演变的发展轨迹。本文选取土族社会家与族属的观念及其结构变迁的个案分析,旨在说明现代土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社会整合与社区政治经济发展、族际长期有效接触、族群融合以及文化涵化的影响对土族社会文化变迁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终新考

无终这一上古时期的部族,在族属上,过去将其视为山戎的说法是错误的,无终应为北狄系统中白狄的一支。在迁徙上,传统的说法也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出入;实际上无终在商朝后期便活动于陕晋交界一带,春秋时在晋悼公“和戎政策”下,东迁到今山西省太原市附近;鲁昭公元年“大鹵战役”失败后,分为二支,一支迁往今河北省涞源县与蔚县一带,另一支迁至今河北省玉田县境内。     

栾氏、狐氏、庆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晋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二

晋栾氏、狐氏、庆氏皆为文王昌之孙、武王发之庶子唐叔虞后裔,栾氏出于厉侯福（辐）之孙、靖侯宜臼之子栾叔,春秋时期世系为：栾叔→栾宾→栾成→栾枝→栾盾→栾书→栾黡、栾鍼（无后）→栾盈;狐氏未详其祢,春秋时期世系为：大狐伯→狐突→狐毛、狐偃,狐毛→狐溱,狐偃→狐射姑;庆氏未详其祢,春秋时期世系亦未详。可见,栾氏、狐氏、庆氏三族皆属晋公族,按《左传》义例,栾氏可称之为“靖族”。此三族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栾成、栾枝、栾书、栾鍼、栾盈、狐突、狐偃、庆郑,此八子可称之为晋公族作家群体。     

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

回族民间传说和不少学术著作都认为常遇春是回回人。但从常遇春长辈的名讳、常遇春家族的行为方式及有关常遇春后代的资料、元代色目人的地位等方面来看,常遇春不太可能是穆斯林,因而也不太可能是回回人。     

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的品位认定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作家身份认同与其创作成果品位认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往往全景折射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整个过程:作家族属的认同应当从主体融合的视角观照,而族属认同的价值定位,则应当从民族文化融合的整个发展曲线中寻绎轨迹.否则,这种认同就没有操作意义.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对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及其成果的品位予以认定时,必须首先走出三种误区:淹没趋向、淡化趋向、过度强化趋向.     

四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左江流域崖壁画的研究概述

关于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的年代问题,应定为“上到战国,下到东汉”。关于族属问题,应定为壮族先民骆越,至于内容,则表现的是宗教祭祀活动,反映古代壮族先民祭祀水神的场面,是先民祈求风调雨顺,祭祀水神和镇压水怪的盛大祭典仪式。     

渤海墓葬演变与渤海初期人口的民族构成

墓葬是渤海政权的主要遗存之一。渤海墓葬分为三种结构六种类型,即土结构中的土坑,石结构中的石圹、石室、石椁(棺)和砖结构中的砖室、砖椁。六顶山墓葬中占总数一半以上、多为中小型的土坑墓属于以粟末部为主的靺鞨人的墓葬,石结构墓葬中的大中型墓葬则是自营州东奔、构成渤海政权初期上层掌权者的粟末部、白山部靺鞨人和高句丽人的墓葬,这部分人正是日本古籍《类聚国史》中所记载的包括"都督"和"刺史"在内的"土人"。位于"土人"之上的渤海王族大氏是曾附属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人。     

也论永宁土司的族属问题——兼与施传刚先生商榷

［摘要］在横断山区民族走廊，即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中、川滇交界的盐茶马古道商贸通道上的永宁是历史上南诏与吐蕃、吐蕃与唐朝以及唐朝与南诏交战时拉锯式争夺的地带之一。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时，他亲自带领的中路军途经永宁，并相对较长时地驻军于永宁日月和，永宁可谓军事要道和兵家争地，历史上阿氏土司的领地即在此。美籍华人、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家施传刚先生认为永宁土司的族属很有可能是蒙古军队里一位西番军官的后代。就此结论及相关问题，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遂作此文。     

试谈突厥始祖及族属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学者对突厥先祖及族属研究成果,以史料运用为切入点,探讨各观点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点,并梳理出该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以正史为主到各类史料综合运用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