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赏中秋联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中秋节。在浩翰的联海中,有不少嵌有“中秋”两字的对联,在中秋节品赏“中秋”联,别有一番情趣。相传,明末小说批点家金圣叹一日到金山寺闲游,寺内长老出一上联“半夜二更半”,向金圣叹讨教下联,金苦思不得下联。直至几年后的一个中秋节,金圣叹赏月色品月饼时,灵感顿发,续了长老的对题,下联云“中秋八月中”。上下对仗严丝合缝,自然巧妙,堪称妙对。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袁崇焕诞辰四百三十年祭

明末杰出的军事家袁崇焕。是一位堪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后世人尊称他为“袁督师”、“袁大将军”。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诞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蒙冤死于北京,今年是他诞辰430周年。     

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领导干部应有大格局——大明督师杨嗣昌饮恨殉职之鉴

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明崇祯十年任兵部尚书。他在明末为大明王朝的军事问题鞠躬尽瘁,但仍免不了饮恨殉职的结局。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人缺乏大格局,杨嗣昌的悲剧应当为今天的领导者所鉴戒。明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交地租,杀掉地方官,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皇帝立即召见。杨嗣昌提出"安内方可攘外"的策略,认为农民起义是心腹之患,而关外的清军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内乱上。为了达到     

论明末青花花鸟画的大众化审美倾向及成因

明末青花花鸟画呈现自由发展的繁荣局面，大众化是其最重要的审美倾向之一，在题材内容、审美风格、绘制手法等表现鲜明。官窑的衰败、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外销需求等是促使明末青花花鸟画出现大众化审美倾向的主要因素。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末官吏腐败

《醒世姻缘传》的结构框架是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但在实际的行文过程中，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对晚明社会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再现与摹画，特别是对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官吏堕落、腐败现象的揭露，让我们在历史之外对明末社会又多了一些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     

天启四年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天启四年,朝鲜国王李倧再次派使臣前往北京,奏请明廷尽快派诏使完成对其即位的封典。对此,《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中外文献缺乏记载,而随团出使的书状官洪翼汉的《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朝鲜使臣这次出使的路线以及围绕李倧的封典所展开的外交活动。     

毛泽东论明末农民战争——兼与蒋介石作对比

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审视历史的角度不同,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蒋介石在研究、反思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联系其所处的背景,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站在农民的立场,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并从其失败中找出现代中国革命应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而蒋介石则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指斥农民战争,并从明灭亡中得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刻,要“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     

关于明末士大夫名节与党争的若干反思

明末士大夫不顾名节,集体堕落,与王学末流"无善无恶"说的泛滥关系至密。东林清流士大夫对邪党的斗争,疾恶太甚,酿成了急变,促成了阉党势力的膨胀。清流士大夫一味"打落水狗",缺乏统一战线意识,他们清操有余而机变不足,导致了政治斗争的彻底失败。明末党争的无序毒化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