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研究，只能依赖《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少数汉代以后的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对早期蜀国历史的记载内容较为简略，对有些人和事语焉不详，甚至还带有若干神话传说色彩，因而后世研究者多对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所载非信史，只是历史传说。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以今成都城区为中心半径约30公里的范围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其中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等多个考古新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迷雾，使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重现于世，成都历史由传说变为传奇。成都系列考古新发现印证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所记载早蜀历史具有可信性。     

百年中国文化史回眸(上)

百年中国文化史可划分为两大时期: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从时序上看,五代学人,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一个有着五千年久远传统的古国,只要用思想的闪电照亮这片大地,亚细亚将会有灿烂的日出。     

论宋初“九僧”——诗

“九僧”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 ,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其诗歌入手 ,对他们的交游、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 ,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晚唐体”的同时 ,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 ,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     

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是记录初唐贞观年间禄东赞入朝为松赞干布请婚事件的一件美术作品。该图卷旧传为阎立本手笔，后流传至晚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重予裱褙，并题跋于画心左侧。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画作为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以及递藏等方面，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功能及影响，则鲜有学者论及。文章从跋文的格式、《册府元龟》的录文两个方面，为原跋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提供了新的佐证；通过对重装褙背景及跋文的分析，发现此事隐射了晚唐与吐蕃关系的一桩旧事——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由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的打击报复，李德裕在该事件中经历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失败，其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故始终在寻找辩白和昭雪的机会。2年后，他主持中枢，恰逢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此时他新伤未平、恨意难抒，遂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工作，并不厌其烦、喋喋为之题跋。该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同时，该题跋也可索解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职时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其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跋文对《步辇图》所表现的事件进行了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皇帝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皇帝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朝贞观旧事以及吐蕃政策的征引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并为自己辩白。重装褙、题跋及"追论悉怛谋"等一系列事件，不仅解慰了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反映了当时牛李两党对于吐蕃政策的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晚唐朝廷对于回鹘、黠戛斯等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立场及策略。文章可作为探讨古人如何以书画收藏及题跋活动作为政治"动源"，来隐晦地表达其施政策略的美术史个案。     

史实辨析与史观反思——“第五代”再研究

现有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存在着对“第五代”的偏爱，对“第五代”再研究需要从史实辨析和史观反思两个维度来进行。史实辨析是指重新思考对“第五代”做出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整体观视野下分析“第五代”所受到的多重影响，充分认识到“第五代”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史观反思是指重写电影史需要反思对“第五代”的偏爱，反思电影史写作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唯有如此，重写电影史才会成为令人信服、还原历史、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     

晚唐文人的“费冠卿情结”

中唐诗人费冠卿留存的作品不多，也没有显赫的仕宦经历；但他颇受晚唐士人推崇，很多文人墨客前往其故居或墓前凭吊。人们关注他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接受朝廷征召之举，他对待功名的态度以及处理仕宦矛盾的方式让士人羡慕不已。通过分析晚唐文人激赏费冠卿的心理原因，可以进一步揭示唐季文人的心态及其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