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现代性批判:权力和资本的不同视角——福柯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比较

对微观权力的分析是福柯打破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努力,拓展了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使我们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对现代性的黑暗、矛盾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整体上说,福柯的权力概念过于泛化,而且只有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联系起来理解才能避免抽象化。福柯所倡导的微观政治、生存美学忽视了宏观权力在当代社会的统摄作用,它所表达的不过是西方国家在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希望情况下的一种抗争。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严以用权是防止权力失衡的关键

我们基层一些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用权不当而误入歧途的案例。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按照规范使用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一堂必修课。严以用权,严字当头,严字是保持权力不失衡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严以用权的十个要求,即: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为公用权、依法用权、履责用权、务实用权、刚直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主权权力与主权运用之间的分离——反思霍布斯政治理论中的绝对主权模式

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对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基于机械物理学的分析,霍布斯由人类本性中的最普遍激情——对暴死的恐惧,而推论出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的绝对主权国家存在的必然性,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可行的国家建构方案作为参考。但当考虑到主权权力与运用之间的分离,也就是考虑到主权者兼具政治身份与自然人身份,其在运用绝对权力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激情的影响,如此一来可能将臣民置于更危险的境地,违背国家建立的初衷。因此,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并非完美。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论微时代背景下行政权力监督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在以微博、微信为主导的微时代背景下,行政权力监督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只有积极探寻有效路径,充分发挥网民、政府和社会的合力作用,才能不断提高行政权力监督的有效性,确保政府的行政行为规范合法,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