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欲望时代与审美主义的幻灭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欲望一直既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导致道德滑坡、文明崩溃的毁灭性力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概括为由集体主义道德向个人主义道德,由理性向欲望的运动过程。面对人性与文明的这种二律悖反,哲学、宗教是曾经起到过巨大作用的约束性力量;而审美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到现在为止一些思想家们找到的新的救世良方。但从形而上学式的彼岸审美追求的乌托邦性和近世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审美主义的效果看,审美主义的救赎之路显然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新节俭主义：在都市中返璞归真

自然回归观念的深入人心，不仅使人们的行为开始崇尚自然，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新潮族开始返璞归真，玩起了新节俭主义的城市版。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之“对话”与建构研究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建构是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与外部环境对话的结果.通过对话的动力源、对话主体、话语支配权、对话进程的阐释,以有助于我国民间的、权威的、专业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建构.     

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

面对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国的民俗学者感觉到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喜忧参半的两难境地。结合德国民俗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与传统文化遗产问题的纠葛,着重探讨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即民俗学义不容辞地承担传统文化保护职责的"原罪"意识,关于民俗主义讨论的出现和兴起为民俗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和契机,民俗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学科取向以及学科的自我认同。通过探讨认为,对文化连续性和文化变迁力量的探讨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任务,尤其在社会、文化发生急速转变的当今中国,民俗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化保护。为了使民俗学的文化批评获得相应的力度和质量,民俗学科的社会科学取向则是一种顺时应变的睿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之间,民俗学不存在两难选择。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试论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由领导职务权威(即权力)和领导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权力影响力.领导活动的实现建立在一定形式的领导权威基础之上,同时领导权威的特征与发展又与社会的发展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领导权威的实现方式,不同形态领导权威的产生又直接作用和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推进,现代领导权威发展的趋向已经由权力性影响力向非权力影响力转变.公生威、功生威、仁生威、明生威、廉生威、信生威是现代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论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制权威教育”

分析了加强法制教育、进一步培养生长干部学员法制权威意识的必要性,指出了目前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中存在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模式较落后、缺少专业军事法律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军队院校"法制权威教育"应从统一思想认识、普及法律意识和规范教育体系等三个层面做好工作等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