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与风骨——试论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

夔州诗是杜甫晚年的重要作品。联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效力,以"山水"为中心考察了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揭示出杜甫夔州诗作"夔州风骨"的成因和特点。诗人将夔州山水作为一种强悍、蛮荒的异己力量加以描写,形成了区别于神韵派山水诗的"风骨"倾向。这一山水诗写作上的突破和探索主要表现为作者通过现地化的视角,在强化山水地方特色的同时,体现了矛盾性的道德主题和纯粹化的审美诉求之间的和谐统一。     

李杜作品入选百年中小学教材之研究与思考

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在现代学制的语文课文中出现已经百年。百年间，随着社会环境和语文环境的变化，二位伟大诗人的诗歌在课文中的呈现各有变化。对不同社会形态百年间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①，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和语言接受度方面研究其选编情况，并从提升国民国学短板角度，对中小学课文的难易度、入选量和学段方面，对李杜诗入选篇目提出建议。     

长安陷落前后杜甫行止考辨

《往在》云：“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此诗表明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杜甫正在长安城内，然杜诗旧注均以为杜甫斯时已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今检杜诗可知，杜甫于天宝十五载五月中下旬即开始携家往北逃难，途经白水、彭衙、三川，至六月上旬已抵达鄜州羌村。长安于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沦陷，从时间上来看，杜甫完全有可能在叛军攻陷长安之前由鄜州迅速返回长安。若能确认杜甫于长安沦陷时正在长安城内，则《新唐书·杜甫传》所谓“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完全不能成立，身陷长安的他不可能由鄜州北上投奔灵武，亦不可能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此外，通过杜甫在长安陷落前后的行止亦可证《避地》诗乃是出于后人伪托，并非杜甫所作，《月夜》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由八月前移至七月。     

杜甫诗的儒家解读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在杜诗《春夜喜雨》《江亭》《后游》《过津口》等篇中，可以看到喜忧之情都是至性之情，体现了由情溯性、以性化情的中和工夫。这是杜诗内圣的一面。另一面，《望岳》则是以阴阳创生之道与天下之义来望泰山，有古礼望祭山川之遗意，是其外王理想的体现，是泰山的政教意义在一个布衣儒者身心中的重新生成。     

杜甫生命晚年“三峡诗”的内容特色

研究杜甫在生命的晚年所写的“三峡诗”，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诗歌内容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现实性，而且更能看到杜甫诗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功勋和伟大贡献──杜甫的三峡诗歌是罕与伦比的。     

发轫在远壑：论杜甫与山之关系

杜甫一生常漫游、行走在山间。他与山的关系可以总结为望、行、登三类。杜甫虽然爱山，但他基本不登至高顶，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客观的政治与时间上的限制条件，而且登山对杜甫来说也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挑战。杜甫“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的游山追求，与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志向一样，最终未能真正达成。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