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清末民初广州的“文明结婚”习俗探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一个特殊时期.习俗是社会变化的符号.由于广州开放早,得风气之先,所以广州的婚俗也较早发生变化.文明结婚就是新婚俗的集中表现.通过文明结婚,可以一窥当时广州新旧交融、中西会通的复杂的社会状况.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民初《大总统选举法》立法之争

民初《大总统选举法》在立法过程中,围绕着总统资格问题、选举机关及当选票数问题、总统任期及连任问题、副总统设置及代理问题、附则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在借鉴西方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发生的,其实质是民初政体之争即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的一部分.     

民初农家副业的类型与发展动因--以1912至1927年的山西为例

20世纪以来,随着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副业成为农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纵观当时山西农村副业,已经脱离了小农经济的窠臼,开始进入国内外市场,并与之息息相关,这显然不能简单用所谓的"农村经济崩溃"加以概括.而所以出现这种发展,则与山西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政治环境、交通发展等因素有关.     

“双卯楼”臆语

《“双卯楼”臆语》是金石家董建介绍自己舞文弄墨的文章。文章亦如金石，大巧若拙，韵味十足。 写画家鲍黎健的文章颇有几篇。作家黄复彩是安庆日报文学副刊编辑。他来到渔梁，初见这位歙州花鸟画家，因为是“初见”，文字更有新鲜感。 尼采有一句名言：“上帝死了!”少年张骏西爱读哲学类书籍，尤其爱读尼采。《同学》表露的是他的那份童贞，《圣人》传递的，却是很多大人也未必有过的思考。 郑板桥的“兰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鸟”久享盛名。本期“丹青拾萃栏目介绍的是徽州清末民初以画“兰竹”为主的著名画家王村鸥。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知识者的自我言说——重读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

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大都以悲剧告终,其原因涉及人物命运、性格及社会根源,多方面展现了社会转型期情爱世界的悲情波澜。小说无论是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还是对情理冲突的揭示,抑或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无奈,都有知识者对情的自我言说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民初"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不是通俗小说而是五四"灵的文学"的先导。     

苏州市民公社解体的缘由——清末民初苏州民间社团组织个案研究

本文运用馆藏档案，通过社会运行的大范围考察，剖析街区自治组织苏州市民公社发展中的弊病，说明其解体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