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国王年代记》及其所记载的查理曼的军事活动

1"年代记"是西欧中世纪早期记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形式,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具有当代史的特点。《法兰克国王年代记》(以下简称《年代记》)是一部记载从741年到829年加洛林王朝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年代记。兰克认为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在国王的宫廷中写成的,具有官修史书的特点[1]2,并根据手稿中语言风格的差异将此《年     

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文学史料的理解与运用

1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以下简称《起源》),其目的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阐述美国学者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因此,很多学者都将摩尔根的理论视为恩格斯研究家庭问题的基础。实际上,对恩格斯的家庭研究影响最深的学者并不是摩尔根,而是巴霍芬。甚至可以说,恩格     

口述史与重庆妇女抗战

尽管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但口述史,特别是研究重庆妇女与抗战的口述史还没得到相应的关注。事实上,口述史对研究妇女抗战史具有重要作用。它使我们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性别化了的课题,注重抗战时期中国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并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口述史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还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     

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

史学建构中常有空间思维。空间作为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是从人的感受出发,在史学作品中体现人对空间的感受、着眼人在空间之中流转的可能性;二是从空间的物质形态出发,观察这个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建构逻辑。空间思维之于历史研究,关键在于研究的设计之中,是否能把空间结构看作权利以及资源关系的产物,把空间形态解读成具有社会文化经济意义的历史积淀,把历史人物的空间经历开发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实践与物质权利秩序建构逻辑之间的对抗或对话。民国史研究今后如果从空间入手,应当可以取得新的学术成果。本文解构列文孙"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型"的空间构筑,对以上意向加以阐释。     

中方一弹未发 美机击落自己战友

1965年4月9日,美国四架"鬼怪"式战斗机入侵我海南岛上空,向我战鹰发射了六枚导弹。格斗中,我军一枪一弹未发,却使美机射向我方的导弹击落了美方自己的同伴。1964年,美国借口越南北方舰艇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蓄意制造了一个北部湾事件。美军派出由四五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庞大战斗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中国人远洋美洲的若干历史问题——读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

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麦哲伦发现麦哲伦海峡,不是欧洲人首先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是郑和舰队。孟席斯的话没有错。但是,在郑和舰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到达过这些地方。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打破了几百年以来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航海史观,引起世界史学界的争论和反思,而且令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读者为之感动,为之震撼。     

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被引介到台湾文坛,到三四十年代,台湾成为鲁迅在东亚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左翼战士”的鲁迅形象逐渐生成.光复初期两岸文化汇流,两岸知识分子共同掀起台湾文化史上罕见的“鲁迅风潮”.此后,绵延贯穿整个“戒严”期的“反鲁论述”,与同时期向海外发展出的自由人文主义者的鲁迅研究、向“地下”发展出的左翼知识青年阅读鲁迅的潜流一起组成“戒严”期台湾鲁迅接受的三色光谱.“解严”后,形态各异的鲁迅著作及中国大陆、香港等地的鲁迅研究成果相继在台湾公开出版;学术界也开始对鲁迅进行学理性的研究与讨论,台湾鲁迅研究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得到了推进,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