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土地产权与空间变革：理解转型社区的二维视角

转型社区从乡土村落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不只是居民身份、基层行政建制与组织形态的变化,更主要是土地产权性质与空间结构的改变。土地产权与空间结构是形塑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形态的基础要素,转型社区实质上是城乡二元空间结构与制度安排在社区场域内的投射。作为城市化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转型社区的性质特征必须在城乡二元体系中来理解。基于城乡二元土地产权与空间结构的视角对转型社区进行研究发现:转型社区的土地产权存在集体产权、国有产权以及混合型产权三种形态,分别形塑出不同的社区经济关系与公共服务关系;转型社区的空间变革主要有集体主导的局部空间改造与行政主导的整体性空间再造两条路径,相应形成不同的社区空间形态与治理任务。从土地产权与空间变革的角度能够解析转型社区的不同实践类型及其属性特征,进而为探讨转型社区的有效治理奠定重要基础。     

社区治理的制度背景和生长逻辑探析

19世纪末,滕尼斯最早用社区这一有机的生活构造和组织形式来消减由长期自由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个人主义迷茫,解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集权主义的狂妄。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为应对政府在国内国际事务处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多元化趋势,治理概念以及社区这一治理单元也为人们所关注。我国社区建设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社区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从公共政策视角进入自觉的制度实践时期,并逐步与信息化社会及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在政府由统治、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治理主体的扩充以及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和单元,确立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与目标。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与基本维度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对党的百年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文论话语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的探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民族复兴过程中所表现的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并构成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可资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内容。依据党的历史发展线索和现代性理论资源看,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是以党领导的文艺制度的建设内容、治理特点、实践规律及历史经验为重点,梳理和研究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阐释和总结党在长期的文化、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以思想观念引领、方针政策指导、组织管理保障及宣传教育转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经验。同时,结合制度建设和创新实践,从历史、理论和精神三大维度深入探讨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提出的理论观念、制定的方针政策、创立的组织机制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提供有益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公正过渡:"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转型的规制理路

为应对气候危机而开启的绿色转型可能对社会正义造成不良影响。中国是一个碳密集型产业大国,再加之初始禀赋不平等的复杂因素,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社会正义必然面临风险。公正过渡作为一项正义原则已被纳入全球绿色转型规制体系当中,联合国、区域性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在公正过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中国绿色转型要想取得成功,也应建立公正过渡机制,在效率与正义的平衡中确立民生保障理念,采取转型能力识别与类型化精准应对的规制策略,设立公正过渡基金,建立公正过渡综合管理部门,完善公正过渡的监管机制,完善公正过渡的制度体系,为世界的绿色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表决权差异安排的类型化思考

《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出台,在国内立法中正式确立非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类别股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全国商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较区分不同商业组织形式,缩短规则供求差距,探寻公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为类别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指引。围绕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为表决权差异安排提供的不同治理安排,反思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强度。坚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化思考,趋利避害,抵御控股股东滥权风险。尊重公司章程自治,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差异化表决机制“扫清障碍”。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循环控股与表决权差异安排叠加,加大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歧,企业集团的治理风险加剧。在差异化表决机制下,必须限制特殊表决权股的设置时间和存续时间,提供中小投资者行权的司法保障,完善中小投资者退出的股份回购请求权,使其“进入”有保障,“退出”有方法。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