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互阐中的“无目的”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简论

该文坚持中西文化互阐的立场，揭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建构的真相其“无目的”论诗学话语的建构就奠基在中西文化的比照参证之中。郭沫若在倡导文艺“无目的”的同时，并不反对文艺的功利性，有时甚至不惜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看起来两相矛盾，但实际上是郭沫若以“人格”为中介，强调个性人格的自然流露与社会性的自然转化，既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又不忽视文艺的特殊规律的结果。     

《潜夫论》词语考释中的误用通假问题

本文考辨了《潜夫论》8条词语 ,指出汪继培笺和彭铎校正中的误用通假问题 ,其致误原因为不明原文之义或不明文字、词义的演变。通假手段需慎重使用     

《学记》所表现的中国古代教学论水准

《学记》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教学经验，主要反映了儒家思孟学派的观点，同时又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继承和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记》系统地阐述了古代教学的思想、制度和原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早、体系最严整的教学论著作，曾对周边国家的文化教育起过重要影响，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论元位置的增容

论元一般指的是谓词联系的实体 (名物性成分 ) ,论元位置体现在句法结构上只有三个 ,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事实上 ,谓词的语义决定了论元的数目、论元的语义角色和分布位置 ,进而在句子结构中体现出来。在句子中 ,有些状语和补语位置也可以看作论元位置 ,只要该位置上的成分是谓词语义的强制性成分 ,那么 ,该成分也就是谓词的论元 ,它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就是论元位置。论元位置由原先的三个增容为现在的五个。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互斥还是互补?

一般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观点冲突、意见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两种主张。本文在对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概括归纳基础上,通过对两种理论的论题、独立性、历史关系等几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分别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中国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个基于协整理论的初步研究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创新活动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条件下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如何,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本文采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创新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短期内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与长期影响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从长期看各种创新活动中基础研究能够实现对经济增长更大的推动作用。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既关乎六朝经学、学术的诸多情况,又与该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以及梁代的文教政策等密切相联。对之加以探讨,兼具学术史、思想史等多方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