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口水仗——双城论争引发的另类思考

成都平原有都江堰的灌溉之便,成都地区又是著名的生猪生产基地,川西平原物产丰富,连李白都感叹“锦城云乐”。成都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千姿百态,不同黄土高原的人生活那么单调乏味。那种风沙、那种干旱、那种贫瘠很使人悲怆。成都人没有这种悲凉感,盆地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四季桃红柳绿,生活富足,使成都人产生的是陶醉感和满足感。一座城市的兴起必须依托肥沃的经济腹地,特别在农耕时代;要有足够丰富的农业产品,才能保证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西安(长安)是建立在渭河平原之上的,太原建在汾河谷地,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在两汉三国时…     

“苍蝇”掌权会“最大化”谋私

正——近日,著名作家二月河接受南都记者专访,就"小官巨贪"等热门话题谈到,"小官巨贪"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新问题,也是新的奇怪现象。历史上这方面的资料留下的不多。但"小官巨贪"问题是在正常逻辑思维里面。小贪大贪都是贪,小官做得大了,就可能是"大老虎"。"苍蝇"掌握了权力,会将人民交给他的权力最大化谋私。     

神奇的河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有河流。在众多的河流中，有些是非常奇特的。     

生命压抑的诗性宣泄——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狂欢化叙事策略

二月河对康雍乾三朝盛世的速写是极为独特的,将身体与三朝圣君的文韬武略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小说文本体达出新的审美趣味和风格,刷新了读者阅读的视野,与当下文化有许多脉息呼应之处。近年来评价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文章虽然如雨后春笋,但很少有人关注二月河在小说中着意设置的生命压抑和身体狂欢这一重大命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削减了二月河创作成就的考量。二月河小说文本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既是对生命压抑的颠覆,更是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一种写作策略。他对历史小说在契合市场规律和读者需求方面所做的审美探索,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学术空间,值得学界及时深入地去总结。     

也谈Gu厮Luo的族源、身世及其它

文章运用汉藏文史料,对11世纪河湟地区藏族部落首领唃厮啰的族源、身世、名称等进行了考证,并就青唐城的含义进行了剖析.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简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状况复杂,水涝灾害频繁．不仅威胁到河运、漕运,而且对宝应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变水害为水利,明代国家和地方重视宝应水利事业建设。一方面,完善水官设置、筹措水利资金;另一方面．修筑堤岸闸坝,开筑斯河,治理宝应越河。明代宝应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对于改善当地区水利状况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

“河湟”这一地理概念,大致经历了汉代构建时期、唐代扩展时期和宋代以后复原时期三个阶段。汉代,随着中原王朝疆土西拓,“河湟”表述得以构建,但早期“河湟”内涵并不清晰;唐代,由于“河湟”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变化,“河湟”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其内涵更加的抽象化,指代的地域范围也更加的泛化和模糊;宋代以后,随着“河湟”边防地位的下降,其内涵也趋于向本体回归,最终成为今青海、甘肃两省黄河与湟水交汇区域的普遍代称。     

文化圈理论之下的青海河湟汉族求子风俗探析——以湟中县为个案研究

河湟文化圈中汉族一直是文化的主角之一,汉族入迁河湟地区后,在文化的叠加中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河湟汉族在重血缘的观念之下求子(尤其求生男孩)风俗较多,除传统汉族的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缘影响,此观念对河湟世居他族也发生了文化涵化。本文以湟中县汉族为个案研究当下河湟人生仪礼、节庆民俗活动等方面的求子风俗,通过对湟中县的祈嗣民俗事象描述,认识文化圈文化涵化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二月河小说的雅与俗

二月河创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又称"落霞系列")三部长篇历史小说轰动文坛,影响至今。在当下这个影视新媒介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落霞系列"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三部小说不仅满足通俗文学关于趣味性、消遣性、传奇性等要求,具有很强的"读者性",而且也表达出创作者对历史、对文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实现了趣味性与深刻性的完美统一。探讨二月河小说创作之雅与俗,对于小说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