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宪政思想的终极目标

本文试图通过对严复宪政思想形成背景的分析,指出严复宪政思想的终极目标的确切指向并不是“寻求富强”,而在于“追求治道”。作者认为救亡、富强和“治道”是其宪政思想的三个不断递进的目标,追求“治道”的终极目标制约和规范着严复的救亡图存和寻求富强的目标。正是在这一终极目标的影响下,严复的宪政思想表现出其独特的特点,而其一生中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言论和思想也可以在这一终极目标的框架内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     

《尚书》治道略论

《尚书》这部重要的历史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首先,要确立一个最高的治理原则,组织中的任何人都要服从这个原则,即使是最高管理者也不能例外。其次,要确立老百姓之于国家的根本地位。《尚书》指出,只有老百姓安宁了,国家才能稳定。第三,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是没有资格贪图安逸的,如果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就会导致组织的溃败。第四,管理者必须明德修身,修身是成功管理的根本。管理者不仅要有作为一个人的德,还要有作为管理者的德。所谓"德惟善政",就是指管理者的德要体现在管理上。在控制管理方面,《尚书》提出了"慎罚"的思想。     

《管子》治道初论

全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管子》的治国之道。首先,明确论述了《管子》以经济强国、以法治国、以德教民的治国原则;其次,具体探讨了《管子》务本兴业、君主集权、选贤任能的治国方略;进而,全面揭示出《管子》求新务实、独树一帜的治国手段;最后,对《管子》治道进行了客观的总体评价。     

从贤人之治走向民主治理——儒家治道学说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儒家的治道学说以“贤人之治”为核心内容,以“内圣外王”为逻辑起点,以“仁”与“礼”为终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德治主义。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治道学说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儒家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化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道变革还应该积极回应参与民主、理性行政、多元价值、公共利益等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治理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政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

正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①;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②。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然而,牟的观点可以说犯了哈耶克所     

从商鞅治国思想看秦王朝的速亡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之一，它通过种种措施使秦国走向了富强并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商鞅变法的一些理念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异化，最终超过了限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秦国的灭亡。而商鞅思想中对于在战争中不断“杀力”的需求又从根本上不适应统一后秦朝对外战争急剧减少的现状，因此，从商鞅治道就不难理解秦国二世既亡这一问题了。     

国家治理奇迹的重读与再造:一个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奇迹的理论认知可以拓展为包括已经取得的经济治理与快速发展奇迹、政治治理与长期稳定奇迹、社会治理与全域和谐奇迹,以及正在迈进的文化治理与文明崛起奇迹、生态治理与天人合一奇迹、政党治理与共生共益奇迹六大奇迹。在国家治理奇迹理论认知拓展的基础上进行文献回溯和总体评析,认为已有解释路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有益探索,但是存在机械剥离和碎片化解读的理论困境,因缺乏学理贯通性和理论整合性而丧失了学术说服力。以"政道领航——政体再造——治道演进——治体优化"为新的解释框架对国家治理奇迹的成就路径和生成逻辑进行了剖析,进而指出了国家治理奇迹再造的目标指引和建设方向,指出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治理迭代,打造中国式善治,实现国家治理奇迹再续再造。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