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中国特色法治化道路的探索

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等因素,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道路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关系上。     

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的理论建构力作——评《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

当下学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但大多是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视角研究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从法学和法治的视野专门研究行政体制改革,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的法治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成果还甚少。笔者认为,只有把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用法律为行政体制改革保驾护航,行政体制改革才能顺畅进行,改革中出现的不良或违法现象才能及时得到矫治,行政体制改革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     

战后日本教育行政法治化探析

二战后,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体制的否定与反思,日本开始探寻契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教育行政体制。在教育政策法律的引导下,日本不断推行教育行政改革,围绕"集权—分权、统合—分立"两个轴心,先后形成分权—分立型、集权—分立型、集权—统合型、分权—统合型教育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的教育行政法治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我国纵向府际关系法治化实证研究——基于14个省、直辖市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国社会进入高速转型期后,纵向府际关系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态势.从现状分析和改革研究的角度来看,规范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纵向府际关系调整和发展的趋势.规范化要求树立法律在纵向府际关系调整中的权威,以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的模式取代主要依靠政策调整的模式;民主化要求肯定地方的正当利益,建立地方诉求表达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科学化要求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完善地方政府层级设置和行政区划制度.在此基础上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确保纵向府际关系在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     

论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