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象征诗与波德莱尔诗歌之比较

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理论的创建者,其对中国20世纪初产生的象征主义诗歌有重大的影响。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学习法国文学,对法国象征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诗歌创作和理论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对波德莱尔与穆木天的比较,探寻穆木天式象征主义的特点,分析穆诗不同于波诗的原因是受日本象征主义的影响。     

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

李贺和波德莱尔是生于不同国度且时间跨度近千年的两位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些共同的趋向,但又同中有异。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在主题上,李贺表现出苦闷情怀,波德莱尔展示出忧郁主题;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李贺主要是集体式象征,而波德莱尔则单一象征和集体象征并用;在美学风格上,二人都以非美为美,但李贺以诡艳为美,波德莱尔以丑恶为美。这些异同既源于文学观念自身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与诗人独特的气质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渊源。     

论《恶之花》的色彩倾向

波德莱尔不仅把对色彩的理解运用到绘画评论中,更把色彩意象带到了诗歌的创作中。《恶之花》中的色彩之美以及个人化的色彩体验不仅带给读者强烈的感官刺激,同时激发了读者潜意识中的共鸣。《恶之花》中六部分内容配以六种浓淡各异的颜色,意蕴丰富。波德莱尔精心设计的色彩,搭配时而和谐,时而失调,时而美,时而丑,以此表现现实世界之丑与诗人的理想世界之美的冲突,象征魔鬼的地狱和上帝的天堂之间的对立,反映诗人对光明、美丽的向往和追求。     

波德莱尔美学现代性的审丑之维

美学的诞生其实源自一种古老的区分的冲动。出于同古典美区别的焦虑,波德莱尔竭力寻找现代生活的美,并提出了美学上的现代性。波德莱尔的“现代美”源自当下丑恶的现实,是经过艺术化后的产物,它至少包含三个要素：激情、现代精神和道德诉求。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性不是丑的现代性,而是审丑的现代性。     

波德莱尔与中国“象征派”诗艺

对中国象征派来说,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从美学观念到思维方法到表现技法,无不带有这种影响的印记,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在引进波德莱尔诗艺时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稚嫩,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引进时表现出的勇气和再创造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珍视的。     

诗、画、思:关于自行置入艺术之真理的道说

一个画家就应该是一个用色彩描画印象的人,一个诗人就应该是用语言描写印象的人,一个批评家就应该是通过哲思发掘和道说作品之"作品性"的人。凡高的画对于诗人波德莱尔就仿佛对于哲学家海德格尔,它作为存在者开启了处于不同境遇中之存在者的真实感受,那是对存在之现实的真实感受,也恰恰是诗与画的真实意义之所在。同样,文艺批评既不是单一视角的观念游戏,也不是理论框架限制下的空泛概念,而应该是祛除一切遮蔽之后的灵魂碰撞。     

狂荡的颓废:李金发诗中的身体症候学与洞穴图景

鉴于李金发最主要的三部诗集于1920年至1924年在巴黎和柏林创作完成,因此与其研究李金发与他同时代中国诗人的互动关系,还不如将他的诗作置于欧洲现代主义诗歌与现代性思潮的语境中予以考察。在波德莱尔所开创的反启蒙与反田园的现代主义诗学影响下,李金发诗作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力比多能量的经济危机,具现为身体的器官正处于一种退化、腐坏与堕落的残缺状态,进而造成了意志缺乏、衰弱、怠惰与倦滞的萎靡颓废精神世界,由此便创生出一种黑暗、嗜睡、寒冷、潮湿与泥泞的反照亮/启迪叙述。这种新叙述转向了现代性的反面美学空间,在波德莱尔式的洞穴或深渊中,发掘现代生活中被压抑的恶魔激情、梦境与神秘的英雄意志,旨在对宏大启蒙叙述与现代性进步神话提出质疑与批判。     

矛盾之国——波德莱尔《遨游》的主题批评

波德莱尔的作品多以沉重阴郁为基调,但他的诗歌《遨游》却描述了一个可爱的世界,流露出幸福的感觉,引得不少读者想要对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一探究竟。运用主题批评法解构作品表层系统,从视觉、触觉和味觉三方面着眼,重组全诗意象,重构深层系统,可以发现诗人并非改变风格,也并未扭转内心之颓败,而只是在理想与现实中摇摆而已。     

波德莱尔与鲁迅笔下“猫头鹰”意象的跨文化解读

猫头鹰是中西文化谱系中凝定着特定审美经验与象征喻义的文化意象。文章通过对猫头鹰意象的原型解读,跨文化地探勘了波德莱尔与鲁迅笔下"猫头鹰"意象所蕴藉的知识分子从叛逆到批判的精神谱系;深度阐释了波德莱尔与鲁迅笔下猫头鹰意象的象征意蕴、文化差异以及两者的心灵契合和话语共鸣。     

信天翁

“海上有大鸟，名日安巴铎，长随万里征，共逐风波恶。”这是语言学家王了一先生，以五言旧体诗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醰醰有味，耐人把玩。所谓“安巴铎(ALBATROS)”，信天翁是也。这一科的大型海鸟有十余种，但都擅长飞翔，纵横四海，诗人用它来隐喻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