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粮食伪造文书案与粮食安全

征粮是决定抗战大局的关键,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诸多保障军粮民食的政策和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严重的粮食危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危害粮食安全现象的产生。抗战时期粮食犯罪问题层出,粮食文书伪造成风。这些文书伪造案的产生既有社会因素,也反映了国民党统治的式微。     

关于民间传统知识的国际法律保护研究——以1994年印度楝树案为例

随着世界对传统知识商业化的日益需求,传统知识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对传统知识的保护也日益紧迫。通过1994年印度楝树案,为了防止传统知识的滥用,国际上其他国家都制定了很多法律措施保护传统知识。     

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北魏王国史上有一个国史案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史学视角揭示国史案背后的华夷文化冲突。文章就"从邓渊到崔浩"、"崔浩的‘国史案’"、"崔浩其人"、"说中华史家之实录传统"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

本文依据清官书《巴勒布纪略》及近年公布的史料,探讨1788年至1789年第一次廓尔喀便入西藏,清军进藏恢复失地,同时廓藏双方秘密议和的全过程,并述及和约的内容,清领兵官员同廓方代表的接触,战事的终局等等,以见缔结屈辱性的和约一事,西藏地方当局迄为主导,莅藏大员巴忠等全力促成并巧饰上报,乾隆皇帝虽极英察而卒以一时虚荣心炽受到蒙蔽。     

市场全球化下的战略性自然资源国家治理

中国在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和稀土等产品出口案中的相继败诉,表明中国在战略性自然资源治理方面离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相当差距.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中国战略性自然资源良好治理机制的构建,必须以承认这一差距为思想动力,深入理解市场规律,辨证认识国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同世贸组织规则之间的关系与衔接,通过提高体现战略性自然资源稀缺价值的资源税费、制定和执行旨在保护环境的严格而科学的环保制度、建立战略性自然资源类原材料产品储备制度和跟踪制度的路径而完成.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1929年新康轮案研究

1929年7月21日，在中国山东海面，日船龙野丸号无故撞沉了中方船只新康轮号。案件发生后，中国有关各方采取积极措施对日交涉。但日方对交涉采取抵制、敷衍态度。日方的态度引起遇难家属和上海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并由此在上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反日浪潮。新康轮案解决未果，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领事裁判权和中国领海管辖权的丧失，使中国丧失了对外国肇事船舶的独立审判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民政府实力弱小，拿不出切实办法迫使日本邮船会社前来应诉，更无法迫使其对新康轮案进行道歉和赔偿。     

美国氢弹秘密案的迷思:技术信息传播的思想困局及其意义

美国氢弹秘密案的讨论过程呈现了人类在技术信息传播上的一种矛盾性,一边制造技术秘密,一边又奔走相告;一边为了公众的利益传播技术信息,一边又对这种传播可能带来的伤害充满恐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处于技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的扩张与消解,主体借助氢弹技术信息扩张自己的力量,同时又受到这种力量的威胁,显得渺小而荒谬。要改变这种处境,唯有消解技术理性,克服把人和社会工具化的想法,在人的价值理性层面开拓技术信息传播的空间。     

论我国反垄断审查机制的得失——以松下收购三洋案为切入点

从松下收购三洋案的审查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反垄断审查机制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商务部的审查决定汲取了以往我国反垄断审查的经验和教训,代表我国反垄断审查机制的最高水平。在肯定我国反垄断审查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反垄断审查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有正视问题,总结经验,我国的反垄断审查机制才能赶超国际先进水准,日臻成熟。     

BIT中与ICSID管辖权有关问题的探究

目前在双边投资条约中,传统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国为维护其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阀正在被软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经济状况下,应当坚持安全阀的保护作用,在签订BIT时警惕当地救济原则和限制接受ICSID管辖的争端解决条款,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和逐案审批同意权,限制ICSID的仲裁管辖权,争取保护国家经济主权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