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独立宣告的合法性要件研究

独立宣告是一种突破主权隶属关系并宣布主权创立的单方行为。一份独立宣告欲实现前述目标,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合法性要求。具体而言,即应保证国际法对该独立宣告秉持"支持"或"中立"的态度。独立宣告挑战既存主权秩序,国际法对相关实践的态度可分为三种:"支持"、"中立"和"禁止"。前两种情况都不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积极倡导,或尚无明确的禁止性条款予以限制。第三种情况则会导致相关独立宣告当然无效。对于合法性要件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正、反两个角度进行论证:从正面角度来看,国际法支持的独立宣告是依据传统的自决原则提出的;国际法保持"中立"的独立宣告包括"科索沃独立案件"和"国内法允许之独立诉求"两种情况。从反面角度来看,一旦国内法授权下的独立宣告违反了国际法禁止性规定,如非法使用武力或种族压迫与歧视,将被视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为此,国际法设置了"不予承认"的国际义务以阻止和惩戒相关实践。     

人工智能司法的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要素式审判”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但人工智能司法在运行中仍面临内生、外来的困境和质疑。人工智能司法开发技术的功能障碍、类案类判技术尚未发挥其应然功能、算法黑箱与法律决策透明性的天然冲突、人工智能不是“人”等窘境是人工智能司法运行中需直面的难题。要素式审判是指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抽取出该类案件的共同事实要素，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略式审理方法。引入要素式审判方法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压力、提升类案类判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高裁判文书说理以及心证公开的程度、增加“人情味”，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运行的效能。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类案检索机制的功能实现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围绕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求刑权和人民法院裁判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权问题，相关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学理模式：“居中裁判”模式、“检法冲突”模式、“自动售货机”模式、“复读机”模式。随着司法大数据的不断公开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发展，类案检索在提高检察官量刑建议精准性和认同度、规范法官在量刑中的法律推理和心证公开、增强新型案件量刑裁判的可接受性上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当前，对类案检索的功能设定日渐出现了“技术理想主义观”和“现实主义论”的分歧。基于上，建议：进一步明确审判者司法理性的核心地位和类案检索及相关数字化技术的辅助功能；完善量刑类案中案例相似度计算模型和革新数据口径及其检索条件；制定量刑类案数据采集、运用质量控制与评价体系；基于刑事法一体化，围绕实体要件、法定程序要件、证据运用要件、刑事政策要件等加强类案的系统化建设。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反思——兼评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

作为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康美药业案为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开辟了新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体系性的立法框架及精细化的实践指南，该案反映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投保机构主导程序”与“明示退出模式”的核心特征使得特别代表人诉讼与其他群体诉讼区分开来。特别代表人诉讼本质上属于团体诉讼，投保机构诉讼实施权来源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被告责任司法认定方面，在实体性维度，该案中独董责任承担扩张化的现象值得省思；在程序性维度，证券群体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与防止矛盾裁判之司法目标需要理性衡平。投保机构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唯一性原告”,投保机构选案程序的妥当性、公正性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为稳步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的渐进式发展，还需以程序法理为据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结构性优化，即厘清投保机构创新职能与传统职能的关系、明晰投资者退出诉讼的阶段、反思诉讼费用的缴纳及分担。     

案件工作量测算的“审判流程—要素法”——以上海市H中院为例的实证研究

科学测算案件工作量是法官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的公平保障，也是法院进行审判管理和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更是推进法院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相对于传统的案件工作量测算方法，在司法大数据时代，“审判流程—要素法”是诸多方法中较为科学、简便、可行的一种。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需处理的具体事项，将审判流程进行要素切分，通过计算各个流程要素的耗时来测算案件整体的工作量。通过选取上海市H中院，应用该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具体测算不同审判庭、审判团队的法官审理一审和二审（再审）案件的平均耗时，填补了中级法院案件工作量测算的空白。实证结果证明，通过构建新型审判团队，由速裁团队分流一定量简单案件，让普通团队专司疑难、复杂、新型案件，能够显著减轻法官工作量，提升审理效率。同时，基于案件审判耗时的统计结果，可以确定绩效考核中各类案件的权重系数，评估各业务条线的审判压力，指明人员调配的方向，并对司法大数据进行经验校准。     

Akamai 案审理对云计算方法专利侵权判定的启示

Akamai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无单一方直接侵权的情况下做出了引诱侵权成立的全席判决,实施了对专利权的强保护;而联邦最高法院重审认为这动摇了专利侵权的全要件基石,需由立法规定.考虑到通过安排多方参与来逃避侵权责任的情形确实存在,云计算领域中撰写也不能完全回避多方参与,从美国判例看,解决云计算多方参与方法专利侵权认定难题的可能路径是放宽这种情形下直接侵权的判定标准.我国的应对措施可以是建立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责任规则,这样既阻塞了多方参与实施专利以规避侵权责任的漏洞,又满足了直接侵权的全要件原则,免除了无过错方的责任.     

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下的检察类案监督机制构建

随着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深入，行政检察工作方向逐渐由个案总结归纳为类案，以提升化解效率，但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类案监督无法全面覆盖、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检察监督限度不够明确、类案归纳工作缺乏体系化建设等困境。在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与指导案例的基础上，对行政检察类案监督机制的构建提出了促进检察机关联结效能、妥善处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力度、深入推进智慧检务等建议，以促进类案监督的体系化构建，有效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