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连”建设中关于港口建设的思考

回顾了大连以港立市和城以港兴的发展史,揭示全国港口航道水深不足与国际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的尖锐矛盾,重新审视全国惟一没有任何航道障碍、港阔水深、不淤不冻的大连湾,指出只有大连湾才是大连港和大连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描绘出大连港和"海上大大连"的发展蓝图.     

无人船运输的转承责任研究——兼论《海商法》的修改

无人船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海上货物运输法的适用面临新的挑战。借助转承责任理论，将受雇型远程控制人视为船舶所有人，其地位和责任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海商法》第四章下承运人的受雇人无异。承运人作为雇主，应承担转承责任。视独立型远程控制人为独立合同人，在《海商法》修改时将独立合同人纳入承运人的责任体系中，使独立型远程控制人能享受到承运人的抗辩与责任限制的权利。自主航行船舶中因AI航行系统缺陷导致的产品责任应归属于其生产者或销售者，而不属于承运人。自主航行船舶的法律人格化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转承责任将为这一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关于组建广西对外投融资平台的思考

正广西地处华南沿海经济圈、大西南经济圈和东南亚经济圈的交汇中心,是中国走向东盟,乃至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但开放型经济仍然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2013年广西进出口总额328亿美元占全国的0.79%,只有广东的3%,重庆的47.8%,四川的50.8%,这与广西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桥头堡的地位极不相称,更是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中南、西南地区战略支点的发展大势不相适应。为破解开放型经济支撑广西广西经济乏力的难题,引导广西企业走出     

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

围绕清代后期中日关系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交涉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宋代海上丝路源头新探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艺术高深、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较高的朝代之一.宋朝的综合国家实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国.有宋一代,朝廷通过加强对外贸的集权管理,使大宋内陆不仅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流通商品的产销基地,更使北宋都城汴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名符其实的源头.     

48海上佛国：普陀山

晋陀山雄峙于杭州湾以东烟波浩渺的莲花洋中，与世界著名渔港沈家门隔海相望。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美丽海岛，岛形似苍龙卧海异常壮阔。同时“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美誉。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和文献研究看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新陆上丝绸之路和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21世纪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撑,分别体现了中国的西进战略和海上经贸发展战略。在新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情况下,受日益严峻的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中国威胁论"等影响,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和国内外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战略内涵、实现路径和政策等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立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洋强国便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继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传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没有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近代中国在海洋上的衰落,就谈不上当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复兴。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明史是现代化倒逼出来的历史问题,客观与准确界定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支撑。     

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为出发点的思考

"现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基于中国海洋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和整体构想,旨在构筑一个以"战略思维"和"海洋思维"为基础,以"经略海洋"为目标的全球经济合作平台。目前,它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省级策略层面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谋略层面的合力运作,其重点要落实在"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制度建设上。制度创新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一种超级正能量的作用,是能否建成"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但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思想解放、政策开放和能量释放等要素的整体合力。现实的问题是,这种合力目前还难以形成更没有运作。所以,建设"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的建设。     

论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

唐代广州港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其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