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领导干部"职业高原"现象:成因及应对策略

许多领导干部在晋升到某一层次的职位后,会进入一个职业生涯相对高度的停滞期,即"职业高原"现象.职业高原状态的出现有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原因,组织和个人两个方面都要进行积极的调适,以减少职业高原给组织和个人带来的消极影响.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互文性新论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都有互文性现象存在。文学艺术中的互文性是产生新意、形成对话的积极互文性。互文性对于文学艺术至关重要;科学中的互文性是精确转述他人原意、独白式的消极互文性,科学对自己的过去采取与文学艺术截然不同的态度,互文性对于科学来说无足轻重。互文性是一种意义于其中转换生成的函数关系(功能而非本体)。构成互文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文本A、文本B和它们之间的互文性联系。     

行贿犯罪不可宽容

行贿与受贿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行贿犯罪，净化政治空气，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从而在源头上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严格和完善执政党监督制度

严格和完善执政党监督制度曹福田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自上而Ｆ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严格和完善执政党内外监督制度已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严格实施党户监督党内监督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观念、人员...     

学习贯彻党章是党的建设的治本之策

今年1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了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的要求，意义非常重大。从全局的意义上说，这是确保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重大政治任务完成的根本保证；而从具体背景来看，它又是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党章是杜绝消极腐败现象的思想组织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所有代价当中，党内腐败的高发，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所有消极腐败现象都是违背党章的；其二，认真学习党章、严格执行党章，就会为抵制消极腐败现象提供思想组织保证。由此可以看出，学习、执行党章与治理腐败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全党要通过党章的学习和贯彻，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     

农民政治参与：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保障

现实生活中农民消极政治参与对农村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应该通过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组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等措施有序推动农民政治参与,为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障。     

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

文化差异导致了跨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不同文字间的学术交流本指望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源语地文本之理解,却因母语特点而不能得到忠实的再现。无论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努力向西方世界翻译儒家经典,还是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向中文世界翻译《天演论》及一系列西方概念等,其翻译中的文化策略与自我矫正造成知识本土化之发生。所谓翻译的对等性,应具备跨文化语义上的一致性。由于自然科学在其学术共同体中建立了共同的符号系统,故实现了这一点。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翻译活动始终面临创造性反叛,使源语地的文化观念或文本中的原有立场、内在框架与基本假定在转译中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