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铜(Ⅱ)与N,N,N′,N′-四〔2-(2-吡啶基)乙基〕(o,m,p)苯二甲酰胺配合物的合成与表征

通过酰氯与胺的作用合成了配体Ｎ,Ｎ,Ｎ′,Ｎ′－四〔２－（２－吡啶基）乙基〕（ｏ,ｍ,ｐ）苯二甲酰胺．该配体和铜（Ⅱ）配合,合成了三种新配合物,并以红外光谱、电子光谱、摩尔电导率、元素分析及核磁共振谱进行了表征．     

用XPS和AES研究MoS_4~(2-)在钢铁表面的配位化学反应

本文研究MoS_4~(2-)在钢铁表面发生配位化学反应所形成的具有装饰效果的多种彩色Mo-S-Fe表面簇合物膜。FI-IR、F-IR、FT-Raman、XPS和AES分析表明,簇合物膜由Fe、Mo、S、O元素组成,在膜表面铁以Fe(Ⅲ)、钼以Mo(Ⅵ)状态存在,而在膜内层以Fe(Ⅱ)、Mo(Ⅳ)和Mo(Ⅵ)共存,S和O都呈-2介,膜表面含少量 4、 6价硫。从AES深度分布曲线的组成恒定区求得了各组元素的相对原子百分浓度和膜层厚度,反应时间越长,膜越厚,膜为多分层子结构。加热后膜层所含元素种类及价态不变,但其元素分布有所改变。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试析商代以“德”“富” 为内容的幸福观

幸福观即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看法.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商代人的幸福观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治理层面的修德勤政、宽民爱民,以实现协和万邦、百姓安宁为幸福追求,即以“德”为福;二是经济层面的崇富恶贫,积极发展经济,以期实现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交易获利,即以“富”为福;三是在精神信仰层面的事神致福,期望通过殷勤地敬神、崇神活动,获得超自然力的神佑及心灵上的安宁,即以获得神佑为“福”.分析商代幸福观念的内容,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形成的早期原因,对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魏晋“形神”理论的美学转换

"形神"理论最早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哲学问题,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和随之而来的玄学思想深化了这一理论,并使之具有了美学意味,进而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观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形神"理论的这种演进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转换过程,并且具有明显的逻辑痕迹,因此,对这一过程作细致的思考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特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未预结局”：一个壮族社区社神信仰的断裂与重拾

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处于乡村社会之中的民间信仰体系经历着两次较大规模的由断到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状态，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众宗教生活史。该研究集中对此两次“未预结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其在一个壮族社区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呈现，以展示出前后两次断裂与重拾的实际状况，尽力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当地人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     

春季养生杂谈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四气调神大论篇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由此可     

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对于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为"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王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注重研究对象多方面联系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特定标的物毁损或灭失之执行问题研究——兼评《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94条

交付特定标的物的权源是复杂的,主要在于其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所差别,分为追求物的完整利益和物的价值利益两种情况,两种利益的损害赔偿方法是不同的。该物毁损或者灭失时必须根据其权源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损害赔偿方法。毁损或者灭失发生的时点以及可归责原因等因素也将影响程序的选择。解决特定标的物毁损或者灭失的执行问题需要在区分交付特定物权源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损害赔偿方法,并结合毁损或者灭失的时点、可归责原因等因素寻找方案。     

《复性书》性情观再探——以“情”为中心的考察

李翱的《复性书》作为主要讨论"复性"之方的重要思想史文本,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深远,特别是在"情"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个方面受到《荀子》的很大影响。对李翱之"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探讨"情"本身的善恶,而须引入人这一主体及其实践工夫,因为对"情"的内涵的界定不能脱离作为道德主体的"心"和扰乱人之情性的"物"。性、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情"固然需要"性"作为自身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但是"性"也需要通过"情"从而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显现与落实自身。性与情的内在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丰富的人。因此,"性与情不相无"这一命题相较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更能突显李翱性情观的特色。性、情关系的厘清决定了李翱的"复性"之方不是"灭情",而是通过"弗虑弗思,斋戒其心"与"本无有思,动静皆离"两个阶次来"止情复性"。"复性"成圣后便能"物格于外"而不应于物,"情应于内"而无情,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