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三忤汉文帝及其启示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汉文帝朝大臣,官至廷尉。司马迁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称赞他: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文中引文若无特殊注释,均引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王道和霸道——从晋文公到楚庄王

正楚成王通过泓之战,一时在中原已无敌手,这种状况让中原各国多少有些屈辱。尽管楚通过"尊王"获得了中原各国一定程度上的身份认同,但是包括周天子在内的中原君长仍对荆楚侵吞中原的后果忧心忡忡。就这个时刻,历史上又出了一位挽狂澜于既倒的诸侯———晋文公。晋文公的霸业晋文公重耳命途多舛。作为大国,晋总是祸起萧墙,内乱不     

理论与实践：后战国合法性观念研究

如果说西方是自然法，中国就是“王道—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观念是一种内涵模糊、边缘不定、作用有限的思想意识，它既不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所以，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政活思想史上向来是一种弱势观念，是一种弱性思考；而且在许多时候，它往往被强势的合理性观念所取代和覆盖。     

缪斌的“新民主义”理论

缪斌是抗战时期华北汉奸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炮制的＂新民主义＂谬论成为华北大小汉奸投敌卖国活动的思想基础。所谓＂天人台一＂的新民史观、第二产业革命的经济发展＂学说＂和以＂克己复礼＂为要义的实现“新民主义王道乐土”理想的途径是其汉奸理论的主要内容。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王道与霸道的抉择——孟子与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比较

在中国政治史上,王道与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两种呈现,一直为儒家学者所争论,这些争论源于孟子和荀子的王霸之辨思想。孟子的王道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构建起来的,对于治国之道中的功利主义因素坚决排斥,呈现出理想化道德社会的倾向;荀子则正视战国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理想中引入功利因素,肯定霸道,诱导统治者逐渐向王道路向上靠拢,同时强烈贬斥权谋。他们的思想差异,奠定了后世儒家治国之道在不同维度上发展的基础。     

企业家的王道与霸道

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均以“霸道”与“王道”相杂治国。其实,治企思想与传统治国思想中的“霸道”、“王道”的理念有相融相通之处。     

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