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种所有制形式──差异共有制

差异共有制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生成，在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中发展，在资本与劳动的融合中全面实现──全社会的宏观的差异共有制；差异共有制因其共有性而超越了私有制的独占性，因其共有的差异性而超越了公有制的无差异性，因此它兼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优点而克服了两者的弱点，它是比单纯私有制和单纯公有制更高的所有制形式，反映了真实的或客观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对正义观的制度前提批判

正建基于对资本主义应得正义的制度前提批判,落实为对共产主义完全正义的图景构画,马克思在其全部著述的批判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中阐述了自己的正义思想。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有没有正义思想,而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独特品格以及这种正义思想是如何得以构建的。要证成上述观点,就必须彻底清算形形色色的寻章摘句或断章取义的方法论立场,确立贯通和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整体性     

简论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的三对矛盾及其产生根源

亚当·斯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在于他能够清晰界定财富与系统揭示财富源泉。然而,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相比较,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存在着三对矛盾:交换价值与价值实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价值与生产资料价值之间的排斥关系;商品价值与收入源泉之间的颠倒关系。而且这三对矛盾皆根源于亚当·斯密混淆了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劳动形式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形式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思想论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利用、保护和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这既是对我党历史经验的凝重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深层思考.这一认识过程的曲折反复也折射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复杂与艰辛.     

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再思考——三论私有制①

在存在私有制的社会尽管实际上也可以消灭一切剥削和剥削阶级,但还是会有贫富差异和贫富阶层。这是否意味着最终还是需要消灭私有制？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理由是,消灭了私有制就等于消灭了最基本的按劳分配,于是人们就会因为“懒汉搭便车”的问题而陷入共同贫穷;另一个理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密不可分,要想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得同时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而这是无法做到的。那么,是不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可以按需分配的程度,就可以完全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了？也不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将来无论多么发达,实际上也无法真正做到按需分配。那么,是不是当劳动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具有按劳分配功效的私有制就成为了多余？仍不是。因为能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只可能是创造性的劳动,而非创造性的劳动如果没有按劳分配的激励,还是不会有人愿意去干,从而会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运转发生中断。如此一来,假如私有制必须永远保留,岂不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值得追求,在于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社会。但好社会其实不应该从制度维度确定,而应从价值维度确定。“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正是马克思为好社会预设的终极价值。因此,能否实现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不要紧,只要人们生活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水平不断被提高的共发主义社会就行。     

论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及中国化特质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产生于对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他指出市民社会的贫困根源在于资本私有制,且以劳资对立或贫富分化表现出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切入点,马克思展开了对上述贫困根源的系统阐释,结论是在资本私有制的外壳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不相容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前提下,走向"所有人的富裕".在总结当代中国决胜脱贫攻坚取得的理论成就时,既要反映对其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要突出它的中国化特质.这种特质主要通过科学处理好决胜脱贫攻坚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具体政策的发展性、经典马克思理论观点与"中国道路"的特质等方面的关系体现出来.     

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因果关系研究现状及其逻辑困境的消解途径

当前学术界关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因果关系研究成果大致上有6种观点,即循环论证说、互为因果说、两种逻辑说、两种概念说、失败尝试说以及循环中断说。欲使所谓的逻辑困境得到消解必须采用历史考察的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说明。通过区分外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私有制这两对概念,可以得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包含的三条逻辑线索,即外化劳动到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到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到异化劳动的运动发展。     

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二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

企业发展并非都要搞股份制,也并非都要上市,股份制与上市本身不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股份制还是上市都不改变企业私有制的性质,因此既不等于也不代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而购股者从来不是企业生产资料和资产生利的最大获益者,更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是否改制采取股份制、是否选择上市,都不代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否,而且其自身的企业性质、社会功能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决定了当前改革的方向与任务不应是与私有资本的“混合”.     

去财产化：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与突破——基于国有农场“两田制”的考察

土地兼具财产价值和生产功能的双重属性。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步财产化,造成大量的土地无效占有行为,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并引发社会矛盾。国有农场实施“两田制”,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将土地的财产价值从私人手中剥离,恢复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适应了城乡流动背景下的资源配置要求。两类制度实践表明,土地使用权去财产化是破解土地资源配置困境的关键。当前推进农地制度改革,除了要做好具体政策设计之外,还要在基本思路层面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