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懂得谈判

谈到领导工作,权力也是有界限的, 伟大的领袖都是谈判高手无论是企业的CEO还是部门经理,都要像一个能干的外交官,通过在多方成员间达成共识来创造共同的愿景。许多管理者把谈判看作是在公司以外,处理客户、供应商及债权人关系时的工具。而对企业内部而言, 他们通常认为“这是我的地盘”。按照传统的观念,管理需要领导者的感召力、企业的愿景,以及命令的方式,不需要谈判技巧。真正的领袖不需要去谈判。这是对领导力本质的一种常见的曲解。领导力应定义为让每个人自愿地按照集体利益需要的方式行动。实际上,领导工作总要涉及谈判,伟大的领袖大都是谈判高手。     

论家长式法律强制的人性基础与合理界限

家长式法律强制以设定义务为实质内容而以实现权利为价值目标 ,其合理性在于它正确反映了人性中物质利益与意志自由两个因素的关系 ,但立法者应当在分析被强制者的不同利益与协调法的不同价值冲突的基础上把握好其合理界限     

浅论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作为道德准则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上升为法律原则,并被奉为"帝王条款",它指导着民事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并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它解释和补充法律及法律行为。诚实信用是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这使它与善良风俗有所区别。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适用于很多方面,同时,也由于适用过程中出现问题,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作出限制。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

现代西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革命理论,虽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事实,但没有看到它的全部事实。因而,它们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补充和全面修正,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抛弃和根本拒绝;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距离的肯认,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巧妙的变相消解。这表明,它们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弄清这一点,对正确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当代意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世界视野都不无裨益。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本文选择民国时期出版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五位作者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发现:首先,这些著作均力图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排除在"西藏"概念之外;其次,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归内地行省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安多"与"康"已不属于西藏;再次,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处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     

律师庭外言论的界限及其规制

北京律协对李天一案六位律师的处分唤起了法学界对律师庭外言论问题的探讨，全国律协的两个修订草案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作为一种辩护策略，律师的庭外言论可以分为控辩对抗模式和辩审对抗模式，前者主要围绕案件的实体问题，后者更加侧重案件的程序问题。这两种模式的形成是中国司法语境的特定产物。对于控辩对抗模式，原则上应当禁止其庭外言论，通过诉讼化的方式将其纳入庭审对抗的范围，对于违规的律师通过行业自治予以处分；对于辩审对抗模式，若满足三个维度的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律师发表庭外言论寻求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