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动态博弈与当代启示

皇权与相权的依存与博弈构成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大体上沿着皇权强、相权弱的方向发展。古代皇权独大背景下的相权运作空间设置,对于当代领导班子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领导班子要善于团结、领导工作要讲究艺术、班子成员要服从大局。     

相权、儒术、勋旧的三重奏——赵普与卢多逊之争探论

赵普和卢多逊是宋初的著名权相,双方进行了一场持久、曲折、激烈的斗争,政治动因复杂、涉及层面广泛,可谓宋初两朝政治风云的缩略图景。赵、卢之争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后以赵胜卢败收场。究其原因,首先,皇帝集权与宰相集权之间存在冲突;其次,卢多逊以过人的学识、谋略、功业取代赵普,升任宰辅,是"宰相须用儒者"的"祖宗家法"的成型及初步实践;第三,赵普能够保存政治资本,并抓住契机投靠太宗、恢复相位、打垮对手,全凭拥有卢多逊所没有的皇室勋旧身份。     

宋代君权强相权盛

关于宋代君相权关系,较为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是相权强盛的历史时期。每个观点都有支持其说的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两种观点常常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各自的观点都在君相权的把握上把二者看作是彼强我弱,非此即彼的政治状态,故而形成观点的对立。本文在全面观察宋代的君相权关系以后得出结论:宋代的君权强与宋代的相权盛都是事实,然而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并存于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这样的特殊的君相权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     

《国语》周景王“铸大钱”的钱币学考察

《国语·周语》中有周景王“铸大钱”的记载,学者多将其中的“子母相权”理解为大钱、小钱并行,只有个别学者怀疑其可靠性。根据出土钱币实物以及古钱学研究的结果来看,春秋晚期周景王铸造的“大钱”应当是平肩空首布币,当时的布币并不存在大、小二等制,这种呈等制的钱币直到战国早期才出现。因此,本文认为,周景王“铸大钱”虽属实,但“子母相权”的相关内容出于春秋晚期的单旗之口却与史实不符,这段文字不排除后人修饰或伪托的可能性,增饰的时间极有可能就在战国中晚期。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论中国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最早的外戚干政始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外戚政治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政治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五:在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君主专制条件下政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皇室内为了防止皇族同姓近亲利用亲族身份篡夺皇位导致的权力争夺与冲突,作为解决文官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离心力的补充手段.     

宋高宗与秦桧的君相关系析论

从宋高宗的治国理念、用人原则与近幸势力看,秦桧执政期间的宋高宗的皇权不存在象征化趋势,最关注皇权的君主本人对皇权的设想是专制性的。当皇权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时,专制则因用人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冲击,但专制的实质并未动摇。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