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碳税对备件联合订购决策影响的研究

针对价格适中、消耗量高、对装备运行起重要作用的不可修备件的库存管理问题,构建了碳税政策下由多个基层站点和一个基地站点组成的两级保障链联合库存决策模型。模型以基层站点再申请点r_i、申请量Q_i和基地站点补给次数m_i为决策变量、以备件满足率为约束、以成本为目标。最后通过策略迭代方法对模型求解,并在数值分析中研究碳税对保障链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政策虽然增加了保障链成本,但减少了碳排放,并且在合理的税费下能够实现显著的减排效果,有助于环境成本的降低。     

碳税征收代际公平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对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影响的进一步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通过碳税征收来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在于代际公平。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对碳税征收代际公平原则理论的探析,总结了现阶段碳税征收过程中衡量困难、各国间缺少协作、代内公平缺失等实践困境,针对国际上碳税代际公平原则的制度选择,同时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立法上确保代际存储、执法中保障代内公平、使用上鼓励代际创造、教育上倡导代际关怀的实现路径。     

内部审计如何确保质量

要保证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必须做到:依法审计,遵守职业标准;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要和所承担的工作相匹配;重视审前调查,充分估计审计事项的风险;认真取证,确保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可靠性、相关性;对审计报告全面复核。     

应对气候变化: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承担的减排压力相当大。国际节能减排措施主要有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本文在介绍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外实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者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不同时期我国应采取不同的减排手段:在短期我国宜先开征碳税,促进企业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但长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措施应成为调控主导。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税问题探析

多边贸易体制(wTO)通过世界贸易自由化提高经济福利,气候变化多边体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由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多边体制的目标并不必然一致,而绝大多数的WTO成员方同时又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潜在的冲突.碳税和边境税收调整是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实施是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面临的最大冲突.探讨碳税相关问题及其与WTO规则的可能冲突,对合理运用两大机制大有裨益.     

基于碳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征收碳税以限制碳排放是世界各国的一种发展趋势,由于传统产业结构的惯性,低碳技术的研究还薄弱,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还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应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改革绿色税收机制,利用碳税的价格效应引导投资消费结构升级.     

政府碳税与补贴政策对外包再制造影响研究

为分析政府碳税与补贴政策对外包再制造影响,基于政府两种政策构建了外包再制造下制造/再制造博弈模型。基于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政府两种对策对外包再制造下最优解的影响,研究主要得到：政府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但只有当单位新产品碳税额度只有大于某一阈值时,政府碳税政策才会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原始制造商通过降低单位再制造产品外包费用来获取政府补贴;政府采取碳税政策时,原始制造商通过提高单位新产品零售价格,把部分碳税转移给消费者;政府补贴政策可以同时增加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收益;政府碳税政策可以增加再制造商收益,但只有单位新产品碳税额度大于某一阈值时,才可以增加原始制造商收益;当单位新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一定,并且单位再制造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与单位新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之比大于某一阈值时,政府补贴政策对环境造成影响最大、政府碳税政策对环境造成影响最小。     

睡眠质量对家庭风险性资产配置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讨论了睡眠质量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不同职业群体和2012年CFPS数据进行估计后,仍得到一致的结论。文章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睡眠质量会通过收入水平、健康状况与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神经质人格与睡眠质量的交互作用和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也显著相关。此外,睡眠质量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一影响在城市地区、女性为财务决策者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中更为显著。     

个人信息侵权风险性损害的证成与认定

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源于个人信息权益或者其他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损害的新型特征及复杂样态引发了救济难题。囿于传统损害观念无法回应信息社会风险治理的现实需要，个人信息侵权风险性损害（未来损害风险的增加、风险预防成本、风险引发的焦虑）在依据传统侵权损害理论寻求救济时面临困境。化解个人信息侵权风险性损害救济难题既需要理论支撑，亦需要方法论指引。风险性损害的可赔偿性因风险符合损害的质的规定性（法律上不利益的本质属性）与量的规定性（符合特定法律标准），是大数据时代实现侵权法多重功能的客观需要且符合法律体系逻辑推演结果而得以证成。风险性损害认定可以动态系统论为利益衡量的方法论基础，"实质性风险标准"和"合理性标准"构成动态系统论分析框架中的基础评价，个人信息类型及数量、信息处理目的、方式、持续时间、风险预防措施采取情况和影响后果等是动态系统论分析框架中的要素，在具体个案中应综合衡量相关要素并结合相应法律标准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