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以为法则”：荀子论“形”的理论意义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形”概念一般被理解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呈现。而在荀子那里,“形”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修身之事,还具有了礼则化的规范意义。荀子认为,“形”的实现必须通过“心”之持养,经历“心”之思虑、决断,不断地接纳与践行礼义法度,方能于外有所呈现,而“形”之展现,必须使之普遍化、礼则化,否则只是容貌、仪态、言辞的表现而已。一种没有标准衡量的道德修养,是无从判定修养境界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形”必须依从礼义,以礼义为准绳,从而实现客观的教化意义。     

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再审视：基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

结构与能动是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传统意义上,人们一直以“人治”和“法治”来分别定义先秦儒、法两个学派的治理观念,而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来看,儒、法两家治理观念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法家以慎到为代表,表现出了过于重视结构、忽视个体的结构主义;孔子继承周代的人文传统,其“仁”的思想显示了对能动个体的重视,而其“礼”的思想也显示了其并未忽视结构因素,但儒家至思孟学派则发展为过于偏重能动的意图主义倾向。此后荀子构建“礼义之统”力图纠正儒学的这一偏向,但最终又落入儒家政治道德主义的窠臼。作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将“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权力观虽然显示了其在调和结构与能动方面的努力,但最终又沦为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要之,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争论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围绕着结构与能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客: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祀行仪式与《诗经》相关乐歌的生成

用于祭祀行神的祀行仪式，包括按时举行的常祀仪式与出行中的非常祀仪式，两周列入国家祭典，成为常祀制度。秦汉以祀井代替祀行，祀行不再列入国家祭典，遂湮没不闻。汉儒不甚明晰祀行仪式，未能从礼制角度阐释《诗经》中祀行乐歌的乐义。结合《仪礼》《礼记》《周礼》相关记载，可以辨析使者出行的祀行仪式，如《皇皇者华》用于聘使行前祀行，《四牡》用于行后报归，《小明》用于行役者岁末祀行。祀行仪式的礼义，重在体恤使臣的辛劳；祀行之歌的乐义，在于抚慰行役者的辛劳。从祀行制度的视角，可以重诂讽喻之诗的诗义，补充传统注疏的不足，重新观察诸多诗篇的生成语境。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