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礼与成人之道——由冠礼释义看儒家哲学的礼义诠释特征

冠礼是传统社会男子成年的标志,古代礼仪系统的起点。冠礼源出远古部族时代成人礼,是古初成人礼经过自觉仪式改造和精神提升的全新生活仪轨和文化形式。《礼记·冠义》作为儒家礼仪释义文献的代表作,对冠礼所象征的"成人之道"进行了系统解说。古人所谓成人,是社会—伦理价值意义上的,亦是性体论意义上的,人之异于禽兽的礼义本质在其生命中的实现与彰显。成人更意谓成德之人,即礼义在人生命中的充分实现。儒家冠礼释义围绕伦理—政治维度、德性—修养论维度和形而上—性体论维度三个方向展开。通过冠礼释义,使其义理信念落实于社会礼仪活动,同时通过对其内涵的揭示和解释,使礼俗获得点化和提升,从而实现了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双向互动。     

辩名、墨以申礼义之道——对荀子政治思想之名学维度的考察

战国晚期荀子对同时代的名家和墨家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将陈仲、史鰌与公孙龙、惠施归为一类,前者好义高行异于常人,后者擅长怪异难辩之论。二者之行为与思想有"不知止"之蔽,对治他们的办法是止于儒家的礼义之道。墨子非礼乐而尚俭约,墨家一派的宋钘则提出"见侮不辱"、"人之情欲寡"等以支持其非战主张。荀子指出二者的错误在于不知人之性情。人之欲本多,斗起于恶而非辱,礼乐在人性中有深厚的基础。墨子、宋子之说有悖于人情而不能实行。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从根本上与荀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无益于强调尊卑贵贱之差别的礼义之道的施行。荀子通过驳斥他们的看法以建立自己的名学理论,指出制名与用名的目的是使人获知和践行治理群生的礼义之道,他期望阐明作为"治之经理"的儒家之道以改造当时混乱的政治现实。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

清高宗执政初期,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三礼馆"的诏开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古代“开学典礼”有哪些内容

中国古代,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开学仪式＂,而且备受重视,＂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每年的9月1日,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古代的儿童一般四至七岁入私塾读书,称之为＂开书＂、＂破学＂或＂破蒙＂,根据《礼记》和《弟子规》而流传下来的＂开学仪式＂则历经千年未改。通常的＂开学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内容。     

承认与礼义:黑格尔和荀子论规范性的本质和基础

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将其早期阶段看作是一种欲望的自我意识。通过阐发不同自我意识之间的承认理论,黑格尔解决了由个人的欲望行动转变为按照社会规范行事的道德行动的理论难题,个人的私利行动也进入到社会交往的"理由空间"之内。儒家不同意把承认作为规范性本质和基础的观点,认为这种理论不足以为理性主体的行动带来规范性的保障。荀子以"礼义"为核心,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承认理论进路的替代方案,认为在规范性的思考中必须考虑"情"这一因素,只有这样,个人内心的欲望才能得以规范的实现。     

人欲、成德与王道——儒家人欲观与道德理论的逻辑建构

儒家将修德视为君主治国乃至成就一切事功之本。孔子再三强调君主德行垂范,以道德修为而使天下归心。孟子认为人性其善端可引导扩充为现实道德,荀子对人性中可能致恶的本能欲望进行自觉防范与节制,二人在各自立场上导其善而抑其恶。儒家承认人的求生本能与感官欲求对于维持生命存在不可或缺,在道德层面却依然要求统治阶层寡欲或节欲。儒家道德高标难及,远非现实君主其庸常人性所能堪;其道德操守严毅,惟有志道据德的寥寥数人可属其类。儒家洞悉人性与世事,却再三说服君主从事对抗本能的道德行为。然而儒家以道德手段欲成政治功效的治国思路终究未被采纳。同时儒家思想理念中其道德应有的普遍性、自觉性与自足性皆囿于历史局限而未得以彰显。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